“我们正在让研究人员想要离开研究现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会长胡贝特·马克尔·2002年)
“我们对国家新产业开发已无更多可提供的东西。”(弗劳恩霍夫协会会长汉斯约格·布林格·2002年)
“我们在研究、开发与创新方面正在退步。”(德国工业联邦协会常务理事卡斯滕·克雷克劳·2003年)
2000年代初,德国科技界领袖接连发出忠告,称德国科学技术发展正陷于停滞。这一时期,德国从外部看被评价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但内部却涌现出担忧德国科技退步的反思声音。
在韩国科技界,尽管研究经费投入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在彭博等各类全球创新评估中也位居最前列,但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类似议题也持续被提出。研究开发(R&D)成功率高达99.5%,却未能在新产业中创造出新的增长动力,国内科技创新主体碎片化、研究与创新相互割裂——这些都是令人忧虑之处。
德国是如何克服2000年代初的科技危机警戒论的?结论是,德国并未追求外形上做样子的“治理创新”,而是通过务实的“跨部门统合战略”深入审议,制定了将研究与创新相衔接的“尖端技术战略”。该项目自2006年启动,被采纳为每4~5年一个周期的国家项目,延续至今。作为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跃升火车头的德国“工业4.0计划”,也是该项目中推进的课题之一。
这里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德国政府为打开危机局面,并未依靠“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决策”,而是运用以专家为中心的“创新对话”等柔性政策手段,最大限度地汇集研究现场的声音。由此判断,德国科技危机的本质源于“难以产生新想法的结构性环境”。为克服这一点,最终得出结论:研究现场最需要的是“点燃想法,为新想法给予更多自由(igniting ideas, more freedom for new ideas)”。这实际上可以看作回归到研究支持的基本精神,即如德国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1911年提出的“选任优秀研究者,并将与研究执行相关的一切权限交给研究者”这一“哈纳克原则”所言,应最大限度保障研究者的自主性。
韩国自1960年代末起,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为代表的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应用研究为基础,开始实现产业发展,2019年成为世界第七个进入3050发达国家俱乐部(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人口5000万人)的国家,2020年又成为国际公认的发达国家。这是朝鲜战争之后70年间,仅凭我国国民优秀的创新DNA开创出的奇迹成果。
相比欧洲在500多年基础科学历史中持续推进科技发展,我们是一边同时开展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研究,一边实际上把身体塞进不合身的衣服里走到今天。如今,韩国若要通过科技发展成长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引领国家,就必须实现能够最大化国家研发生态系统自主性的根本性研究环境复原。并且要在这样的土壤上,剔除一切他律的、以管理为中心的层级化因素,让研究者能够毫无负担地投入富有创意和挑战性的面向未来的研究,创造多样成果。为确立正确的研究文化而回归基本与本质,正是真正创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