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25 | 실리콘밸리=정혜진 특파원

颠覆硅谷的举报者们…后来怎样了[郑惠珍的Whynot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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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珍的Whynot硅谷》是Seoul Economic Daily驻外记者郑惠珍从充满“Why not”精神的硅谷,以多元视角讲述当地发生之事的专栏。

最近,前Facebook员工、内部举报人弗朗西丝·豪根接受《纽约时报》(NYT)采访时,被问到目前的财务状况。这大概是在问她如何承担为应对与Meta平台(原Facebook)法庭之争而聘请律师的费用等。豪根这样回答:“在可预见的未来内还算宽裕。多亏我及时买了加密货币。”

有人会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财务余裕,她才有勇气辞职并进行内部举报,但仅仅有财务余裕并不意味着内部举报就容易。尤其是在面对拥有强大律所和法务团队的科技巨头时,既要持续法律攻防,又要为有效传达举报内容而会见媒体,还要顾及向监管机构举报,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这种情形需要众多专家的帮助。特别是法律纠纷一旦拖长,日常生活会陷入瘫痪,职业生涯也可能中断,这是一个重大决断。

2015年,泰勒·舒尔茨也处于类似境地。他曾一度被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的愿景折服,当时主修机械工程的他把专业改为生物学,毕业后进入Theranos。他负责协助测定被Theranos称为可诊断260多种疾病的划时代设备“爱迪生”的血液检测准确性的实验,但很快就发现“爱迪生”存在问题。而且实验方式非常可疑。他发现,在计算血液检测数值变动系数时,只要结果值超过10%的数据就一律废弃,即便在低于10%的情况下也把部分数值当作“统计异常值”删除,以此对实验结果进行有利的操纵。此后他提出问题却无果,于是决定离职。这时从Theranos方面收到的文件,又成了堵住他嘴巴的枷锁——那就是保密协议(Non-disclosure agreement·NDA)。

他向当时正在采访Theranos欺诈行为的《华尔街日报》(WSJ)记者约翰·卡雷鲁进行了内部举报,随后又饱受压力,被要求在承诺遵守保密义务并交出爆料者名单的文件上签字。为了抵御这些,他仅在聘请律师的费用上就不得不花掉40万美元(约4.8亿韩元)。普通员工难以进行内部举报的原因正在于此。

为防止此类情况,美国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早在1863年,被称为林肯法的《反欺诈索赔法》(False Claims Act)就已为保护内部举报人等提供了法律依据。甚至还有关于奖励的依据。随着企业腐败或欺诈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认为应当为内部举报人提供充分奖励的共识也相对广泛地形成。据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从1986年到2018年向内部举报人支付的奖金就达590亿美元(约70万亿韩元)。

除了这些制度之外,过去的内部举报人正在营造的文化也值得关注。今年1月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施的《不再沉默法》(Silenced No More Act)也是一大变化。该法预计将起到保护作用,使NDA无法再束缚内部举报人。据称,这同样得益于内部举报人伊费奥玛·奥佐马出面推动,对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群人:为了让下一代不必经历艰难的斗争,他们留在硅谷,构建内部举报的基础设施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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