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21 | 송종호 기자

[圆桌]后疫情时代需要根本性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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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代,霍乱在英国大流行。在不明病因的情况下,因工业革命而拥挤不堪的伦敦陷入大混乱。当时的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查明霍乱的病因在于受污染的饮用水。此后,英国开始关注城市贫民恶劣的生活环境。其结果是制定了公共卫生法,并掀起了城市卫生改革运动。

20世纪初,美国伤寒大流行。调查超级传播者的卫生当局发现,感染是通过带菌者的排泄物扩散的。人们还得知,饭前和上厕所后把手洗干净就能预防伤寒。此后,洗净双手的习惯逐渐普及。

17世纪后期,主要在非洲肆虐的疟疾治疗药物被开发出来后,此前因惧怕疟疾而无法进入的欧洲各国,在非洲展开了正式的殖民地争夺战。

从英国和美国应对传染病的事例可以看出,这成为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一步的契机。相反,非洲在传染病这道防护屏障消失后,成了被掠夺的对象。黑死病击败了蒙古骑兵,而欧洲则获得了进入文艺复兴的机会。如此重大的传染病会改变历史。

近来,随着世界逐步适应新冠疫情,对疫情之后世界的思考也随之开始。这不应只是回归过去,而应当成为新的进步与发展的跳板。首先,随着重新获得移动自由,旅行、聚会等被延宕的社会网络将会恢复。内需景气自然会活跃起来,但持续时间尚属未知。

在新冠疫情来袭的数年前,我们就已经经历着结构性的经济衰退与社会矛盾。中小企业和小微个体经营者处于极限状况,在数字转型中落后的部分大企业也在动摇。低出生率、性别矛盾、青年就业不足、产业结构大转型等根本性问题,即使新冠疫情退去,仍将是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为克服新冠疫情而进行的预算增加、追加更正预算、贷款到期延期等,在疫情之后难以期待。市场货币量将会减少。必须摆脱持续两年以上的非接触社会,恢复健康的社会性。因此,更为根本的疗治方案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

眼下应集中于克服疫情危机。在疫情的最后阶段,需要果断的政策关照,以使重新起步成为可能。应回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危机时期被非自愿淘汰者的案例,从而拟定替代方案。另一方面,现在也是需要以两面并进之策把大转型的危机化为机遇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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