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企业要在无限竞争中取得成功,核心要件是创新。而使创新成为可能的,正是企业家精神。凭借企业家精神可以直面不确定性推出新事业,并通过企业家精神创造价值。只有企业家精神生机犹存,才能以果敢的挑战与冒险灵活应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然而进入文在寅政府以来,针对企业的监管法案比上届政府激增近三倍以上,企业家精神因此受到抑制。
近来监管政策与立法牵制新产业企业,导致海外企业对韩国的投资减少,而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则呈持续增长趋势。不妨列举几个被监管阻挡的创新案例。首先,曾以车辆共享事业受到关注的租车型呼叫服务“Tada”,以及优步和Kakao集团拼车等新型出行服务,都因监管而中止经营。此外,原计划开展远程医疗业务的NAVER集团因国内监管壁垒,转而在日本通过子公司启动业务。更有甚者,筹备区块链、虚拟资产业务的企业,尽管相关产业显现快速成长迹象,却因过度监管政策而对进入该领域犹豫不决,或出现迁往海外的情况。
适度的监管可引导市场内的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并最终有助于降低创新成本;而过度监管则成为阻碍企业创新的绊脚石。因为监管会延缓市场准入、限制创造力,并增加额外活动带来的成本。在诞生了成功创业神话的美国,过去半个世纪高科技产业得以持续发展,最低限度的监管环境正是企业成长的沃土。至少对处于初期阶段的新事业,应先给予支持而非监管,事业才能迅速进入正轨。
然而,创新性新事业逐步成长后,有时也会摧毁原有的受监管产业。此时,经营新事业的企业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既得利益方的反弹。近来作为共享经济代表崛起的优步和爱彼迎,随着交易规模大幅增长,也分别遭到出租车业界和酒店业界的抵制。既得利益方强烈主张,新产业也应与既有产业一样适用相关监管。此外,优步虽然乘车费用低廉,但因司机收入偏低而引发不满;爱彼迎则时常发生房客在住处制造噪音、邻居报警的情况。对此,美国政府并未站在既得利益一方制定新的监管,而是努力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并构建化解新旧产业冲突所需的法律机制。
韩国要引领创新、提升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就必须果断取消监管,营造企业家能够基于创新商业模式自由冒险与挑战的环境。为此,应化解既有产业与新产业之间的矛盾,在开发监管时使双方利益保持均衡,而政府正应担当这一调解者角色。今后适用于新产业领域企业的监管,应限于能够促进个人与社会保护、负责任的创新、企业间公平竞争等核心价值的程度。此外,政府有必要提出能为国家带来经济或社会利益的划时代创新技术蓝图,并整顿监管予以支撑。英国政府将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指定为未来全球领先技术,并修订相关法规以便向企业提供资金及其他支持,便是很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