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1日,美国交通部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国航)等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作出大批停航措施。对此,中国反而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为自身利益要求例外和特殊待遇。美方无理取消中国航空公司航班,干扰正常运营,无视国际旅客的生命安全。这种行为蛮横且极不负责。”
他接着表示:“中方此前采取的措施对中外航空公司一视同仁,完全公平、开放、透明,并不违反双方相关航空运输协定”,并补充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将航空防疫问题政治化,停止干扰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
此前11日,中国以抵达中国境内机场的航班乘客中出现新冠确诊为由,禁止美国3家航空公司、44个航班飞往中国。中国规定,国际航班上如出现超过一定范围的新冠确诊者,将对相关航空公司实施处罚,禁止其飞往中国。这次美国的航空公司就被这一处罚击中。
当然,美国并未坐视不管。如前所述,美方立即展开报复,同样禁止中国4家航空公司、44个航班飞往美国。也就是说,对美国的报复,中国又发了火。不过中国的不满看来是典型的“律人严、律己宽”。中国当局可以以本国规定为由对外国航空公司采取停航措施,而外国政府却不能依据本国规定对中国航空公司这样做。
此前去年12月,中国当局曾以抵达中国的韩国Korean Air Lines出现新冠确诊者为由,对该航空公司实施处罚,禁止其辽宁省沈阳及天津航线的部分航班运营。对此,尚未听到韩国政府进行报复的消息。
以乘客新冠确诊为由的美中航空战,去年8月也曾发生。当时中国当局称,由美国飞入中国的美联航航班上有乘客被确诊新冠,对该航空公司下达了限载措施。该航空公司的4个航班只能以不超过载客量40%的客座率运营。对此,美国也将中国国航等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飞往美国的4个航班的乘客限制在40%。
当时美国这样指出中国的措施。美国交通部表示:“中国的熔断(暂停)政策违反有关航空服务运营的国际协定,而且把抵达中国后被确诊乘客的责任过度地压在航空公司身上”,并称“航空公司没有手段独立核实中国当局所声称的新冠检测结果,更无法确认旅客是何时何地感染病毒(即是在美国感染还是在中国境内感染)。”
美国的主张是,中国的措施不遵守国际协定,是“自己说了算”。对此中国声称:“(相关规定)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航空公司的尊重与配合。”显然,如果有关国家不同意这类规定,就会被彻底禁止飞往中国。
以本国法律和规定为依据、要求“在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策,适用于中国的整个产业和社会。随着中国国家“体量”变大,这类要求还在不断扩大。
韩国代表性门户网站Daum目前在中国境内无法使用。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下,Daum主页无法打开。这一限制始于2019年1月。中国当局从未正式说明Daum的服务为何不能使用,只是提到“根据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予以限制”。门户网站Daum违反了哪条规定也是一团迷雾。业界人士解读称:“可能是门户网站Daum上批评中国的内容增多,中国因此反应激烈。”
当时继Daum之后,NAVER集团也曾无法打开。稍后NAVER集团新闻恢复了服务,但至今NAVER集团的Cafe和博客仍被封锁。在中国的韩国人因此极为不便。
相反,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在韩国境内正常运行。在韩国,中国人可以自由使用百度等门户网站。在中国无法使用KakaoTalk,但在韩国境内使用中国的微信没有任何限制。在韩中国人可以用微信做生意,而在华韩国人却无法使用KakaoTalk。
与此同时,美国的YouTube、谷歌、Meta(Facebook)、推特等在中国也无法使用。相反,中国的微博、百度、微信等在美国可以自由使用。考虑到使用这些服务的人分别是各自所在国的外国人,这已经可以说是“倾斜的赛场”。不能说这不违反互惠原则。
美国对中国政府这类政策的不满,感觉是理所当然的。继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后,乔·拜登总统也在加强对中国的攻势。中国的短视频平台TikTok在美国的服务曾一度受限,理由是TikTok收集的美国人数据可能流向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当然,中国强烈反对,理由是美国政府阻碍中国企业的自由经营活动。
去年8月,针对此前美国一名参议员要求拜登总统禁用TikTok,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称:“美国政客为个人政治利益无视事实,不知疲倦地发表反华言论,他注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然,无论是中国官员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现在,美国的Instagram服务在中国依旧被屏蔽、无法使用。
在中国,类似的案例多到数不清。在中国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想在中国赚钱就不要抱怨”。这话并不算错。相反,当其他国家利用本国规定监管中国企业时,中国政府便强烈抗议并采取报复措施。中国企业一旦受损,也不惜诉诸国际法。
还有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案例。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政府请求逮捕孟晚舟副董事长后,中国立刻拘押了两名在华加拿大人。双方同样被拘押,但差别很大。据悉,孟晚舟副董事长带着昂贵的律师团,还向媒体申诉自身的正当性,而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连领事协助都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去年9月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后,中国也立即放了这两名加拿大人。
2016年针对韩国的“萨德”(THAAD,高空导弹防御系统)报复是另一个例子。中国以韩国领土上部署了威胁中国的萨德为由,对韩国企业进行了任意报复。按一般解释,萨德问题只是“韩国内政”,中方没有理由干涉内政。若韩国提及台湾海峡的稳定,中国便主张这属于中国内政(理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称台湾是中国内政的中国,却不接受韩方关于朝鲜也属于韩国内政的主张。
中国经济增长,以强大军力为背景,自尊感也在膨胀。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北京办事处近期举行的韩中经济论坛上作主题发言的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断言“中国已经是特殊的国家”,并表示:“中国正在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我们并不期待韩国站在中国一边。只是让韩国不要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这就是对韩政策。”
有一种强有力的说法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攻势背后潜藏着对谷歌在中国无法使用的不满。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社会民主化、多元化,这类中国式管制就会消除。但随着中国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职务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合法化,美方似已放弃这种期待,因为担忧中国式管制将进一步强化。
据业界人士说,外国人对中国境内管制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因为是中国,就认了”和“即便是中国也不能认”。主张认了的一方认为,哪怕如此,先在中国市场获利才是首要。要在中国获利,就得听从这个政府的指示。因在中国销售额激增而获益的美国苹果和特斯拉就是典型。比“认了”再进一步,还有“正因为是中国式体制才更有效率”的自我安慰。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FT)曾指出,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绑架、人质受害者对施害者产生好感并为其辩护的非理性现象。FT称:“如今企业家们正在体会到,要在中国赚钱,仅对侵犯人权或不公平做法保持沉默已经不够,还要再进一步向共产党表忠心。”
当然,“即便是中国也不能认”的一方,则持续与中国政府冲突,或干脆撤出中国。
在中国,外国媒体记者的采访工作也不轻松。采访环境正日益恶化。现实是,在正常国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采访,在中国要么不可能,要么即便可能也相当困难。例如,中国当局从2019年起禁止外国媒体记者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外国人,会连护照和签证一起查验,用排除持“记者签证”者的办法。广播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或中南海(中国高层居住地)附近做报道或现场采访,事实上不可能。
通往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街道都设有检查站。当然中国人也要出示身份证登记。目的是筛出不被允许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人。禁止进入的对象中也包括韩国、美国、日本等外国媒体记者。当然,中国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禁止接近天安门广场的名单。
相反,收看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等中国国内电视节目,可以看到大量在外国采访的中国记者。中国记者在韩国的光化门广场或政府首尔办公楼前随意进行采访活动。也有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前做报道的节目。中国官方媒体的一名记者评论说:“采访制度各国不同。”
结果是,中国政府妨碍外国记者采访,而韩国政府或日本政府却对中国记者的采访放任不管。去年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时,中国记者跟着“暴徒”一直进入议会大厦内部做报道的画面,还在中国的CCTV上播出。
/北京=驻外记者崔秀文 chs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