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24 | 여론독자부

[时论] 财政准则承诺与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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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追加预算的势头从年初起再度毫无阻碍地狂奔。继607万亿韩元超级预算之后,又出现70年来首次的1月追加预算,预计积极财政基调今年仍将加速。对弥补赤字的国债发行和财政余力耗尽的担忧之声高涨,是自然反应。然而,问题并不仅在于支出扩大。财政健全性的一时受损也不是核心。真正应当忧虑的是,在根本性改变的财政环境中,始终找不到政策运营的新规则。在混乱中摇摆不定、无法制定新的财政运用规则的无力感,才是问题的本质。

政策当局过去的保守财政基调已不再符合变化了的时代。尽管韩国企划财政部消极抵抗,政府支出仍持续激增,就是最直接的例证。仅依赖财政、毫无规划地扩大支出的政界做法也不是答案。因为虽不拒绝普遍发放现金,但以不安目光看待财政未来的国民为数不少。政策当局对大规模税收误差以突兀的追加预算加以应对,这一政治决定不过是畸形而临时的财政运用的一个侧面。照目前状态,财政的未来除了混乱的延续和不断放大的风险之外别无可期。如果行政部门受委任的过去体制或国会主导的当前方式都不是答案,那么最终依靠制度体系进行财政运用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为防止财政风险和破产,以法律明示并管理主要财政指标上限的制度就是财政准则制度。该制度源自最早主张为预防政府失败而制定财政宪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教授。鉴于除亚洲地区外大多数国家目前都在实施财政准则,依靠制度体系进行财政控制是全球标准。在本届政府任内财政政治化迅速推进之际,原本对引入准则持否定态度的企划财政部推翻此前立场、向国会提交准则法案,其背景正是我国财政条件已恶化到危急状况。遗憾的是,企划财政部苦心推出的准则因政界冷遇和舆论逆风,在国会搁置一年多,讨论处于消失状态。坚持扩张财政基调的国会多数党持反对立场是最大原因。此外,以不透明的复合算式和施行令层级的地位设定,显示企划财政部尚不愿放开对财政的掌控,这一意图招致舆论批评,也是重要原因。如今总统大选在即,财政准则的讨论看似沉入水底,但很快必将作为具有爆发力的议题登上舞台。当前大选承诺流于讨好、候选人之间政策趋同确是事实,但这只是竞选初期阶段的现象。当选举进入正式阶段、无法回避真刀真枪的较量时,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化将成为左右国民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若想通过政策对决赢得大选,请记住国民始终选择符合时代精神的领导者。本次大选的时代精神断言就是从新冠危机中获得温暖的治愈与公平的复苏。可以确信,提出让全体国民稳健且均衡复苏所需财政政策的候选人,最终将获得国民信赖、成为国政的负责人。就克服一味扩张财政的混乱、实现“有秩序的积极财政”被要求成为后疫情时代财政运用新体制而言,承诺透明且现实的财政准则的候选人获得摆脱意识形态、追求实用的多数国民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既积极发挥财政作用又有助于确保健全性和效率性的现实财政准则,与单纯设定国家债务上限相比,以法律设定各届政府任内债务增幅上限更为可取。期待新政府将“债务增幅上限制”立法作为首项国政成果,即把各届政府5年任期内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上升幅度限制在一定水平(例如7个百分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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