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成了一场沉痛反省的时刻。在闭门举行的活动上,公调处负责人在成立一年之际承诺革新。以批评检察系统为起点而设立的公调处,承诺防止侵犯人权、保持政治中立性与独立性,自认此前一直是“小检察厅”。有观点指出,公调处若要重拾存在意义,就必须采取与陈旧侦查惯例彻底决裂的“彻底改造”姿态。
21日公布的金处长“就任一周年纪念讲话”中,“人权”一词共出现9次。曾自许为与检察机关有所区别的亲人权侦查机构的公调处,却在整整一年里饱受“侵犯人权”争议,与设立初衷相去甚远。尤其是针对政界、媒体、民间等对象的“大规模通信监控”疑云,至今仍牵制着公调处。
━ 沿袭大规模通信记录调取、先羁押后侦查的惯例 成为最大问题的侦查机关索取通信资料(通信记录调取),其实并非近来才被指出的问题。参与连带等多家民间团体十余年来一直质疑:在没有法院控制的情况下,检警可随时查看国民的个人信息。从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公布的去年上半年通信资料提供情况看,检察机关(59.7454万件)和警方(187.7582万件)的通信记录调取频度,与公调处(135件)相比压倒性地高,根本不具可比性。
尽管如此,公调处更受指责的原因在于,它一方面以亲人权侦查为目标,另一方面却照搬既有侦查惯例。这正是外界认为公调处行事矛盾的原因。国会已提出在调取通信记录时须通知当事人的法案,与以“削弱侦查力”为由反对的检警不同,公调处未表明任何立场,只是在观望。
公调处照搬检察机关侦查手法的情况不止于此。对身陷“教唆举报疑云”的检察官孙准成的侦查就是典型案例。公调处去年对孙检察官申请了1次逮捕令、2次羁押令。尽管其为现职检察官、住所与工作地明确、几乎没有逃跑之虞,公调处仍坚持要确保人身。公调处还对孙检察官之外的另一人申请了逮捕令,但未获批准。尽管不断有声音指出“先羁押、后正式侦查”是不符合现代刑事法的非人权侦查手法,公调处却照单全收,因此招致批评。
参与连带司法监督中心所长吴炳斗(弘益大学法学院教授)在20日举行的“危机中的公调处一年,分析与建言”讨论会上批评称:“‘先羁押、后正式侦查’的惯例,是把人叫来、以口供为主推进侦查的侦查惯例”,“公调处同样照搬了以签发令状为前提来获取侦查动力的侦查手法”。
此外据悉,公调处在与嫌疑人一方的调查过程中,曾对辩护人说出“把眼睛瞪圆了说”“别在没用的地方浪费力气”等言论,还曾因以含有虚假内容的令状进行搜查扣押而引发争议。
━ “应把对公调处的关注化为改善刑事程序的契机” 围绕人权的杂音四起,但公调处成立一年来,人权监察官一职一直空缺。由于人权监察官空缺,监察委员会也尚未组建。这正是外界认为公调处在舆论批评下仍频频失误,是因为缺乏内部控制机制的原因。
似是意识到这些批评,金处长预告将有变化,称“有必要谋求内外部控制系统,妥善保障侦查的合法性与适当性”。
也有一些人给出积极评价:正因为公调处备受关注,这或可带来对既有检警侦查方式的改善要求。这种观点认为,在纠正公调处的过程中,可成为整体刑事程序走向先进化的开端。
韩国刑事·法务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金荣重强调:“随着公调处的侦查方式不断被媒体报道,既有侦查机关侦查方法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与其把这种变革要求当作攻击公调处的手段,不如将其作为改善刑事程序的契机”。
金研究委员建议:“有必要使起诉权与侦查权相一致,并设立有关移交的详细规定”,“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侦查管辖案件被合并时如何处理,就能防止机关间的争执;还需要有关侦查机关间协议体组建和案件分配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