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国民的养老金充当股东,并以国民的名义将干预经营正当化,这不正是‘养老金社会主义’吗。”
经济界与学界正就韩国国民年金强化股东代表诉讼的方案表达诸多忧虑。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崔俊善20日在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与韩国上市公司协议会主办、于韩国新闻中心举行的政策讨论会上表示:“国民年金超越表决权行使,推进股东提案或代表诉讼,属于过度干预经营。”崔教授判断认为,一旦对企业董事提起代表诉讼的事实被外界知悉,不仅会成为国际笑柄,还可能暴露于外资对冲基金的威胁之下。崔教授提高音量表示:“基于被扭曲的受托人责任论持续试图干预经营权、刺激反企业情绪,最终将导致国家竞争力丧失”,“这等于是国家运营的年金基金自招‘实现养老金社会主义’的指责。”
建国大学经济通商学系教授金元植也表示担忧,认为处于政府影响力之下的国民年金代表诉讼必然存在风险。他建议:“作为股东权行使手段之一,代表诉讼难以实质改善股东价值,只会成为对自由企业活动最具威胁的监管”,“若要实质引导企业稳健经营,比起耗时漫长的代表诉讼,适用‘华尔街规则’、将所投资企业股票全部抛售的方式更为有效。”其意为,代表诉讼反而会在没有利好的情况下只抬高竞争企业的股价。
对于政府试图将诉讼决定主体改为仅为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属咨询机构的受托人责任专门委员会一事,质疑声亦持续不断。有观点指出,委员会构成偏重于劳动与市民团体推荐委员的受托委,专业性不足,难以专责代表诉讼的决定。经总常勤副会长李东根表示:“保健福祉部推进的指针修订,核心在于把国民年金代表诉讼的决定主体,从公团内部专业的基金运用组织,变更为偏重劳动及市民社会团体推荐委员的委员会”,“在尚未按现行指针实际施行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变更代表诉讼的决定主体。”
有观点指出,全球主要年金基金中,处于政府直接影响力之下的只有国民年金,甚至令人担忧劳动及市民社会团体会介入企业经营。鲜文大学法警察学系教授郭宽勋也表示:“对代表诉讼结果承担责任的主体,最终是企业股东和作为国民年金参保人的国民”,“受托委在结构上缺乏专业性与独立性,很可能依据舆论或政治判断而非对基金运用稳定性的考量作出决定。”他同时强调:“首先应确立由独立于政府的专家判断国民年金的基金运用与股东权行使、并对其结果承担责任的治理结构。”
还有主张认为,为实现“权限与责任一致”,应先从治理结构改革入手。上市公司协议会政策副会长郑宇容建议:“受托人责任活动原则上应由基金运用本部负责,仅在例外情形下由基金委决定,受托委只应作为咨询机构使用。”他还认为,若提起代表诉讼,须彻底核验诉讼要件及实际利益。其主张为,提起代表诉讼须满足以下要件:△董事等的故意行为 △公司发生重大损害 △利益归属于董事个人 △上述事实通过判决等予以确定。郑副会长强调:“实际诉讼中,法院会以‘损害的公平合理分担’为名依职权减少损害额,因此至少可请求的损害赔偿额乘以国民年金持股比例后的金额,须远大于诉讼相关费用才有实际利益。”他还指出,损害赔偿的对象并非公司,而是作出决策的董事。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企业制度组组长柳正周表示:“国民年金本是为保障国民养老,一旦提起诉讼,对企业的打击显而易见,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以受托委的特性来看,很可能被滥用为以股东代表诉讼为杠杆施压企业的手段。”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小企业中央会相关人士也强调:“对实际诉讼进程与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受托委,不应单方面决定是否起诉,必须设立制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