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对不起……。”
或许是因为反复道歉让对方情绪稍稍平复,投诉者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通话终于结束、放下听筒的那一刻,能想到的只有香烟。走出像“鸡笼”一样的办公室,走向大楼天台。也说不清是在吐烟还是在叹气,但此刻就是天堂。不过只是4分钟的天堂。虽然又一次下决心要戒烟,可在充当投诉者的“出气筒”之后登上天台,能想到的选项只有两个:跳下去,还是抽一根。
新书《我是人啊,顾客》是一位医疗从业者兼文化人类学家,因关注呼叫中心女性员工格外高的吸烟率,从历史与经济脉络出发进行复合研究后得出的成果。自2012年至今持续走访、采访各领域呼叫中心话务员的德成女子大学教授金宽旭,对于无数次被问到的“为什么偏偏研究呼叫中心”,他这样回答:“因为我感觉到,以低工资使用女性劳动力,不仅在一点点夺走她们的健康,更进一步还在再生产关于‘理想女性形象’的刻板观念。”
研究的起点是首尔九老。五十多年前,出生在贫寒之家、为了给家里少一张嘴吃饭而北上首尔的十几岁少女们,在这里把含咖啡因的兴奋剂当维生素吃下,整夜踩缝纫机、组装零件。即便受伤或身体垮掉,她们也不知道那算工伤,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咬紧牙关工作以免被赶走。正因为她们在不公待遇下拼命付出,今天的韩国才成为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九老也从烟囱林立的工厂区变成了高楼密布的“数字园区”,但九老依旧冒着烟。被疲劳与抑郁浸透的“女工妹”消失了,但神情与她们极为相似的女性,每天清早又快步汇聚到九老。她们自称“话务妹”。
工作场所的景象也和过去没有太大差别。取代缝纫台的,是配着显示器和电话机的小隔间办公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就像为赶出口订单连厕所都来不及去的工业区一代,呼叫中心话务员因为不断涌来的电话而忍着生理需求,吞下镇静剂。即便如此过度劳累,劳动价值仍得不到应有承认,这一点同样与工业区一代无异。折磨她们的不只是恶意客户。公司的业绩压力、物理与电子监控系统、营造出彼此不信任并使人丧失自尊的竞争氛围等,才是更大的问题。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突袭,让呼叫中心话务员的工作现场变成一片混乱。金教授介绍了一家承接政府业务的呼叫中心话务员的案例。疫情之后,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的“公共口罩”、行政安全部的“紧急灾难支援金”、韩国雇佣劳动部的“紧急雇佣安全支援金”咨询等紧急业务接连一次性增加。咨询与投诉电话没完没了地涌向呼叫中心。慌乱失措的是政府对策,可成为投诉者“出气筒”的是呼叫中心话务员。一位话务员在与金教授的访谈中说:“面对毫无区分地下发的培训资料,我们要求提供整理后的材料,但很多资料毫无帮助。于是就把一切都当作话务员的过错,嘴上挂着‘对不起’做咨询。有一位在家办公的同事,被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每天只对打电话来的人说对不起?你做错了什么?’,还为此流过眼泪。”
当然,社会并没有完全无视她们。为保护“情绪劳动者”的法律机制也已建立。话务员们自身也摆脱了认命的心态,组建工会,开始抗争不公待遇。但社会对呼叫中心话务员的目光以及待遇改善之路依然遥远。金教授说,仅用“情绪劳动”一词还不够,他把她们的工作称为“情动劳动”。情动意为“在相遇发生时去感受、行动和知觉的身体能力”,也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而承受痛苦的劳动者。
金教授强调:“听筒那一端,是‘有面孔和身体的’人。”他同时表达期望:“我梦想有一个女性劳动者价值得到应有承认、没有邻人因不公劳动而患病的社会。”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