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9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须摆脱可再生能源‘幻想’,废弃脱核电并调节碳中和节奏”[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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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府去年10月确定了“2030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NDC)”,即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2018年减少40%以上,以及到2050年实现碳排放归零的“2050碳中和情景”。12月又公布了将核电排除在“绿色能源”之外的韩国型绿色分类体系(K-taxonomy)。曾任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的同德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朴周宪19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2030 NDC是极其勉强的草率目标”,“能源转型是超长期课题,绝不能急于求成”。他还表示:“安全、清洁又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要求“下届政府应立即废弃脱核电政策,调节碳中和的速度”。

——有很多批评认为文在寅政府在急躁地推进碳中和。

△2030 NDC是草率制定的勉强目标。首先,排放峰值时点值得怀疑。政府以2019年、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减少3.9%、7.3%为依据,将2018年视为排放峰值时点。但不能忽视的是,由于美中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能源需求分别减少了1.5%、4%,而且在核电利用率上升的过程中排放量有所下降。如果经济复苏使能源需求增加,而脱核电政策又使核电比重和利用率再次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完全可能重新增加。无法确信2018年就是排放峰值。以2018年为排放峰值时点设定的碳中和目标,稍有不慎可能自食其果。

——是说减排目标设定错了吗?

△最初的减排目标是相比2018年减少26.3%,但政府突然宣布碳中和愿景,把目标提高到40%以上。这一目标必须每年减少4.2%的二氧化碳才能实现,因此设定过高。没有哪个国家以如此快的速度减排。要实现政府提出的碳中和,必须把目前约16GW规模的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设备容量在短短8年内增加到106GW水平。没有划时代的新技术很难实现。问题是新技术开发也需要很长时间。环境领域的世界级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朱利安·奥尔伍德指出:“此前开发的碳减排技术,要占到总减排量的5%,短则需要30年,长则需要100年”,“新技术在2050年之前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有指出即便考虑我国产业结构,目标设定也过高。

△我国制造业比重为27.8%,远高于美国(11%)和欧盟(EU,16.4%)。钢铁、石油化学等二氧化碳高排放行业比重为8.4%,也高于美国(3.7%)和欧盟(5%)。在这种情况下若适用2050碳中和情景,我国企业到2050年必须减少每年超过2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是只有排放量第一的浦项集团以及排名前20的企业大部分停产才能实现的不现实目标。忽视这种现实的碳减排目标,可能给企业套上枷锁,导致经济后退。

——但碳中和不是无法回避的方向吗?

△尽管气候变化公约的进展缓慢且令人失望,但向去碳经济的持续转型仍会继续。要实现碳中和,必须大幅提高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所谓无碳能源比重。也就是说要提高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比重。但现实中很难无条件提高核能比重。因此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增长不可避免。这正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竞相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原因。

——那么现实的碳减排替代方案是什么?

△能源转型是需要长期稳步持续的超长期课题,绝不能急躁。考虑到产业结构等我国的条件,需要“有序的能源转型”。如果急于求成,可能面临比任何国家都要更多地放弃我们此前辛苦积累的、适合碳经济的有形与无形资产的局面。考虑到全球去碳趋势,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但鉴于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相对昂贵、出力受天气影响极大的特性,不应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构成电源。必须在一定水平上维持不排放碳的核心电源——核电。如果把核电比重提高到上届政府在电力供需计划中设定的30%水平,就能稳定确保电力。

——请说明为何必须把核电纳入替代方案。

△可再生能源取决于日照和风力等天气状况,因此存在发电量起伏不定的“间歇性”这一致命弱点。而且可再生能源昂贵。由于发电单价高,没有政府补贴就无法具备竞争力。今后能否获得竞争力也令人怀疑。特别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被评价为并不高。光伏利用率为15%,远不及美国(24%)。风电利用率也在25%左右,仅为风电先进国家丹麦和挪威50%利用率的一半左右。因此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必然较高。所以应考虑经济性改善速度、技术发展等因素,渐进推进可再生能源扩大,同时在一定水平上维持核电比重。因为核电可以弥补在发电量和成本方面都存在局限的可再生能源。至少在当前时点,核电是实现碳中和的有力务实替代方案,这一点无需再议。当然,不可能有不含核电的现实碳中和方案。在最大限度地以适当水平使用核电的同时应对碳中和,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被逼到退出危机的煤电该怎么办?

△2020年全球电力需求增加约5%,其中47%由煤炭承担,可见煤炭仍是重要电源。在国内,煤电也一直为电力供需稳定作出贡献。执政方有人提出要把脱煤时限提前到2040年,这是危险的想法。较为妥当的做法是根据碳减排技术的发展水平等来决定煤炭退出时机。此外,液化天然气(LNG)发电也应作为备用电源加以利用。总之,应在不急剧打破“核能+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这一能源组合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实现有序的能源转型。

——下届政府应如何设定能源政策方向较为妥当?

△应立即废弃脱核电的政策基调。作为短期方案,有必要对文在寅政府决定到2030年关闭的10座核电机组进行检修并继续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发电量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稳定确保能源。碳中和目标也应根据我们所处的现实调节速度。如果强行推进勉强的碳中和目标,制造业比重居世界最高水平、产业结构高耗能的韩国经济可能遭受致命打击。

不应自招失去至今艰难取得的成果、必须重新开始的局面。仅凭意愿急于推进碳中和并强力推行,只会招致更大的危机。碳中和就是用昂贵的可再生能源替代便宜的化石能源。安全、清洁又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旨在于完全不作政治考量,仅依据科学和事实推进碳中和。

——批评电力市场被扭曲的声音不少。

△下届政府还应推进电力市场先进化。目前我国电力市场是在政府控制价格的情况下,由韩国电力公社垄断零售市场。由于是政府随时介入的垄断市场,需求管理无法有效进行。应切实实施已形同虚设的“燃料费联动制”等,恢复“价格的信号功能”。合理的定价可以调节电力需求,引导适当的供应设备规模和选址。要解决电力市场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基于成本的收费和消除进入壁垒这一市场功能恢复开始。这样一来,就会像国外那样产生电力消费咨询等多样的能源相关商业模式,也有助于激活创业企业。此外,无论碳中和能否实现,气候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也必须制定应对之策。随着气候变化,今后地球的平均气温只会比现在更高。为此应积极投资灌溉设施、桥梁、防潮堤等基础设施,同时也要尽快制定应对作物或鱼种变化的对策。

shim@sedaily.com

He is…

1961年生于首尔,毕业于延世大学经济学系。在延世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5年起任同德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韩国资源经济学会会长、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能源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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