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是浓缩象征地方自治制度的用语。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强调:“地方自治是保障居民自由的装置,是纳税人表达意愿的手段,也是一切政治的训练场。”其含义是,由居民主导行使参政权的地方自治制度,才是民主主义的起点与终点。
韩国的地方自治制度虽在光复后的1949年首次引入,但通过地方自治法全面修正案的1988年才是事实上的元年。随后,2020年12月大幅强化地方政府权限的地方自治法全面修正案在32年后获得通过,迎来分水岭。修正案经过一年的准备期,自今年起全面实施,迎来34年的地方自治制度预示着向“自治分权2.0”的转换。
本月13日实施的地方自治法全面修正案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特例市的启航。最大的变化是向人口100万以上的4个基础自治团体赋予特例市名称并授予额外权限。作为与既有特别市、广域市相区分的新形态自治团体,京畿道水原市、高阳市、龙仁市和庆南昌原市获得了特例市名称。
特例市保留基础自治团体地位,同时拥有与城市规模相称的行政、财政权限。这反映了以下批评:人口超过100万、相当于广域自治团体级别的大城市,却拥有与基础自治团体相同的权限,会造成行政与财政上的低效率。由于其为面临人口消亡危机的自治团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替代方案,被期待成为改变韩国地方自治制度根基的划时代变化。
特例市启航带来的最大可感差异在社会福利领域。特例市居民的社会福利给付基本财产额标准由中小城市变更为大城市,可获益范围扩大。随着生计、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给付区间变更,预计这些特例市将有1万余名居民额外受益。
行政安全部自去年年末起与特例市地方自治团体协商,重新调整主要特例职能与事务。目前正推进相关法律修订等工作,以便将原由中央政府16个部门掌握的物流园区开发与运营、地方管理贸易港港湾设施开发与运营、环境改善负担金征收与管理等86项职能、383项事务移交给特例市。
若与特例市的协商顺利进行、后续立法亦告完成,预计人口超过100万、规模与体量可与既有广域市相当的自治团体,其权限与作用将大幅扩大。这是基于如下期待:特例市将具备主导推进产业培育、区域开发、环境保护等政策的基础,从而开启自治分权的新篇章。
不过也有部分意见指出,特例市启航并未使实质权限发生大的改变。因为填补基础自治团体与广域自治团体空白的特例市专属权限和地位本应随之到位,但立法程序尚未完成。因此,升格为特例市的自治团体认为,要使特例市确保独立竞争力,不能止于单纯的行政名称变更,还须持续推进财政特例或权限扩大。
韩国政治学会会长、首尔市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林成学表示:“应以特例市启航为契机,为人口超过100万的地方自治团体配以与其地位相称的行政、事务权限”,“迎来自治分权2.0时代,要让集中于首都圈的民主主义和地方自治真正落地,今后通过国会立法赋予特例市相称的地位与权限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