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要求检察机关、警察等侦查机关在查询通信资料(通信查询)后须通知当事人的法案,韩国法务部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通信监控争议”不断被提出,但韩国法务部认定“通信查询对基本权利的侵害程度较低”。相反,韩国法务部长官朴范界则表示,有必要对存在“侵犯人权”之嫌的通信查询加以修正,与实务人员意见相左。
据18日国民力量党议员许恩儿办公室收到的《韩国法务部(检察)对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的正式立场及意见》显示,韩国法务部表示“通信资料提供事实通知制度,考虑到引入时令人担忧的副作用等,需从立法政策层面慎重重新审视”。特别是担忧修正案若获通过,侦查能力下降将不可避免。许议员以“为抑制滥用通信查询,应强制告知当事人通信资料被提供的事实”为由,于2020年11月领衔提出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韩国法务部实际上等于对此表明了反对之意。其依据是2012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的决定。韩国法务部解释称“获取通信资料的行为属于不介入强制力的任意侦查”。并称“仅是查询用户信息,对基本权利的侵害程度较低。超出此范围、连通话记录都要确认的情形,已经在进行通知”,否认了通信资料滥用可能导致侵犯人权。此外还罗列了修正案的弊端:“构建系统和进行通知需耗费巨额费用与人力,而用户随时可直接向电信公司申请查阅,因此必要性较低”,“对犯罪关联性高的人进行通知,会使其在侦查初期隐匿犯罪;对犯罪关联性低的人进行通知,则会引发其被列为侦查对象的不必要误解与不安感”。
根据现行《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第3款》,移动通信公司可在没有法院令状的情况下,向侦查机关提供包含姓名、居民登记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的通信资料。由此,每年有数百万件个人信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交给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等,公调处也沿用了这一侦查惯例,进而引发“大规模监控”争议。
但十多年来,各侦查机关一直主张为保障侦查顺利进行,须维持现行水平的通信查询。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也对许议员的提案提出反对意见,称“若获取通信资料的事实为当事人所知,销毁证据、逃逸的风险较高,共犯侦查等也将不可避免地受阻”。
相反,朴长官当天与记者见面时强调:“无令状的通信查询存在侵犯人权之嫌”,“应通过立法加以改善”。他还补充道:“像现在这样可以无限制查看通信资料的方式,肯定要加以改善。”本月6日,在公调处引发通信监控争议时,朴长官也表达了改善制度的意愿:“我认为应该引起更多争议。因此,如果社会层面和政界形成共识,韩国法务部也会提出替代方案。”有观点认为,围绕通信查询,朴长官与韩国法务部实务人员解释不同,是否会演变为内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