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通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的速度飙升,专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并非经济专家,而想以史学研究者的立场,考察此次通胀是否是正在席卷全球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过去数十年间大多数国家采取了经济优先于政治的政策。然而如今,从中国到土耳其和美国,世界各地的政治正再次占据经济之上的位置。
征服通胀是将带来巨大影响的我们时代最大变化之一。此前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把通胀视为必须通过物价和工资管理来寻求共存的对象。失控的物价上涨趋势常常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与只影响部分失业者的失业不同,通胀影响我们所有人。因此高通胀常常导致政治动荡。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70年代的伊朗、80年代的拉丁美洲都属于这种情况。
如今甚至难以回想,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仍被通胀的汹涌浪潮所笼罩。巴西、阿根廷、秘鲁的物价涨幅超过了1000这一量级。美国以超过12%的通胀率开启了80年代。包括意大利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物价涨幅超过20%。这种高通胀是政府庞大财政赤字、央行宽松货币政策与70年代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产物。
通胀危机催生了政策革命。各国央行强化独立性,着手抑制物价。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聚焦财政平衡,智利和墨西哥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国家放弃本国货币选择欧元的决定性原因,是相信通过与德国的货币政策一体化可以控制通胀。
这些尝试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到2000年代初,多数国家都在庆祝自己在与通胀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托马斯·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的比喻来说明这场胜战。其解释是,政府选择了依赖市场严格约束力的政策,结果政策被收缩,而经济得以增长。
但过去数年间,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与当时完全不同的局面。看看土耳其。直到2000年代,土耳其还是平抑通胀并实现经济增长的模范发展中国家。土耳其的政策制定者自然获得了暴风般的赞誉。然而如今土耳其总统连合理经济政策的外衣都已抛弃。他专注于支援政治盟友、惩罚政敌,把专家评价为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当作破鞋一样丢弃。在拉丁美洲地区一直维持最审慎财政政策的智利,也转向了左翼民粹主义。
把经济增长作为政策决策北极星、确立起模范发展中国家标杆地位的中国也与之无异。如今习近平主席推行不时压制科技等民间领域核心增长行业的政策。
正如经济学家易明所指出的,开始把两个经济体分离、全面接受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当时习主席宣布了“中国制造”政策。印度也通过自身的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采取了与中国相同的政策路线。
西方世界也仿佛等待已久般随之而来。增长已不再是经济政策的指向目标。原因在于对中产阶级工资和不平等这种可以理解的担忧。世界各地的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与大流行病这两大时代冲击而采取极端应对措施,过去10年间沉溺于政治优先于经济的政策。正如摩根士丹利总裁鲁奇尔·夏尔马所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超过300%的国家一个都没有。如今越过这条线的国家竟达25个。
过去经济优先于政治的政策显然是过度执着。经济优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制造出工资停滞等另一些问题。然而当下政治重于经济的政策看起来危险得多。从长期来看,由此产生的代价将完全由普通人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