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确认,对于要求侦查机关在查询通信资料(通信查询)后须通知当事人的法案,韩国法务部实际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通信监控争议”持续发酵,韩国法务部仍表示“通信查询对基本权利的侵害程度较低”,认为并无问题。
据18日国民力量党议员许恩儿办公室获得的《韩国法务部(检察机关)对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的正式立场及意见》,韩国法务部表示:“关于通知提供通信资料事实的制度,考虑到引入时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等,从立法政策层面需要慎重重新研究。”即为“保护个人信息”而将向当事人通知提供通信资料事实的程序义务化,可能因侦查能力下降带来更大损害。
韩国法务部援引2012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的决定称:“获取通信资料的行为属于不介入强制力的任意侦查。”并称“仅是查询用户信息,对基本权利的侵害程度较低”,“若超出此范围、连通话记录也进行确认,则已经进行了通知”,否认了因滥用通信资料而侵害人权的可能性。
韩国法务部还列举了修正案的缺点:“建设系统和进行通知需耗费巨额费用和人力,而用户随时可直接向电信公司申请查阅,因此必要性较低”,“对犯罪关联性高的人进行通知,会使其在侦查初期隐匿犯罪;对犯罪关联性低的人进行通知,则会引发其被列为侦查对象的不必要误解和不安”。
根据现行《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第3项,移动通信公司即使没有法院令状,也可向侦查机关提供包含姓名、居民登录号码、地址、电话号码等内容的通信资料。由此每年有数百万件个人信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交给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等,公调处也沿用了这一侦查惯例,进而引发“大规模监控”争议。
许议员于2020年11月牵头提出的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旨在抑制侦查机关滥用通信查询,规定必须将提供通信资料的事实告知当事人。但此次除韩国法务部之外,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也提出反对意见称:“若获取通信资料的事实被当事人知晓,销毁证据、逃逸的风险很高,共犯侦查等也难免受阻。”
此前,在公调处引发通信监控争议后,韩国法务部长官朴范界曾表达改善制度的意愿:“我认为应当引起更多讨论。因此如果在社会上、在政界形成共识,韩国法务部也会制定并提出替代方案。”朴长官还表露出问题意识称:“过去检警也曾有数十万件所谓‘无令状查询’”,“这些一直毫无问题地进行着,直到公调处侦查中对象变成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和媒体人,才引发了监控争议。”
然而,随着韩国法务部实际持有“通信查询难以视为侵害基本权利”这一认识被曝光,有人指出其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善侦查惯例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