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德国等海外养老基金之所以不使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正是因为这会让本国企业陷入困境。成为被诉对象的董事会成员,在通常持续三年以上的审判过程中,不仅要承担诉讼费用,败诉时还要背负损害赔偿金额,企业活动必然受到抑制。”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常任副会长李东根(见图)13日在首尔麻浦区经总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就近来引发争议的韩国国民年金扩大股东代表诉讼方案表示:“随着企业监管增加,我国正在成为‘诉讼共和国’。”李副会长解释称,最重要的是,国民年金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他说:“由于结构上是作为被诉对象的董事直接向该企业作出损害赔偿,基金并不会因此增加”,“只会出现企业人士因担心被索赔而不愿作出大胆决策的副作用。”
/对谈=产业部长徐正明 vicsjm@sedaily.com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股东(上市公司为公司全部股份的0.01%以上,一般法人为1%以上)就错误的经营决策向所投资企业的董事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国民年金已表明方针,将在下月内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统一为受托者责任专门委员会,并积极提起诉讼。掌握是否起诉这一决定权的,不是管理国民年金收益性的基金运用委员会,而是由劳动者、地区加入者、使用者各推荐3人组成的受托委员会。国民年金投资的1000余家企业直接进入射程,其中20~30家已被压缩为诉讼对象候选。特别是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极有可能被滥用为政府施压和控制企业的手段,财界高度紧张。李副会长倾诉称:“在内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构成负担的法律制度不断增加,企业的忧虑日益加深。”
对于本月27日即将施行的重大灾害处罚法,忧虑也相当大。尤其是该法规定,作业场所发生死亡事故时可对经营负责人处以1年以上有期徒刑等严厉处罚,因此被指可能导致经营空白。财界还关注到,在去年修订的产业安全保健法之后再引入重大灾害法,将带有双重处罚性质。李副会长表示:“法律制定使经营层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为预防事故付出大量努力,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指出“安全事故由劳动者认知水平、政府产业安全政策的制度性局限等多种原因引发”,强调有必要进行补充立法。
李副会长认为,以事后处罚为中心的安全保健政策也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方向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加强事前预防反而更能提高预防重大灾害的实效性。规定1年以上有期徒刑也是与海外主要国家不同之处。李副会长说:“部分海外国家也有可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事业场所首席执行官(CEO)进行处罚的依据,但都规定了处罚上限,不像我国那样设定下限。”
重大灾害处罚法的法令解释与适用至今仍不明确。主要企业正匆忙另行设立安全保健负责人(CSO),但代表理事是否因此被排除在法律义务主体及处罚对象之外并不明确。
李副会长称:“围绕经营负责人的范围与义务内容、总承包方的责任范围等,解释上的争议持续不断”,“实际上在法院判例积累之前修法并不容易,反而只会反复出现由韩国雇佣劳动部等执行机关的任意解释来判断是否违法、经营者接受调查的情形。”他还补充说:“最终由于规定的模糊性,没有任何企业能免于处罚”,“甚至出现了为先行规避责任而不担任代表理事、转任董事会议长等动摇企业董事会构成的意外副作用。”
他还指出,重大灾害相对频发的中小企业,实际上难以进行预防事故的投资。事实上,2020年在事业场所内因安全事故死亡的882人中,有845人(占95.8%)发生在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李副会长主张:“中小企业因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难以为遵守法律进行安全投资”,“政府应对人力和财政条件薄弱的事业场所积极提供支援,也应给予更充分的时间以应对法律施行。”
李副会长批评称,在劳动领域,加剧企业忧虑的立法案例也在增多。他提到近期在国会通过的公共机构劳动董事制以及政界正在推进多项劳动相关法案的事实,并严厉指出:“劳动相关立法对经济和就业影响极大,却在没有深入讨论和社会共识作为前提的情况下被强行推进。这将进一步加剧劳资关系力量的失衡。”
我国劳动市场因僵化,已被批评难以吸引新投资或创造就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年国家竞争力评价,我国劳动市场灵活性在141个受调查国家中排第97位,雇佣及解雇惯例排第102位,均处于最末梯队。李副会长解释:“从经营界立场看,我国没有解雇自由是最大问题”,“罢工时不允许替代劳动,工会法上的不当劳动行为制度处罚对象也仅限于使用者。”可谓“使用者只能束手无策”。
因此他说明,劳动立法本应朝着扩大劳动市场灵活性而非追加新监管的方向推进,但现实却在倒退。他说:“过去也是如此,但我国随着时间推移正朝着劳动市场僵化加强的方向发展”,“欧洲主要国家工会组织率在下降,而我国是唯一在上升的国家,这一统计直截了当地反映了这种现实。”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将全体会员人数除以可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人数得出的工会组织率,截至2020年底为14.2%,创历史最高纪录。
李副会长将5人以下事业场所适用劳动基准法、劳动董事制、劳动时间豁免制度(time-off)等列为主要议题。首先,在现行劳动时间豁免制度下,工会专职人员等以从事工会活动为名使用的一定时间被认定为带薪劳动时间。若劳动时间豁免限度扩大,能够领工资从事工会事务的会员规模也会扩大。劳动董事制也是问题。该制度保障劳动董事参与作出经营决策的董事会。
李副会长反问:“董事会原则上是决定企业或机构大规模投资、经营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地方”,“如果劳动界人士加入后只要求就业保障之类的福利条件,董事会还能及时作出重大决定吗?”他还强调了作为劳动董事制模板的德国与韩国的差异。他指出:“德国是劳动董事参与以事后监督为主的监督董事会,而非作出经营决策的经营董事会”,“与只有一个经营董事会的我国,结构本身就不同。”
今年7月起全国公共机构将引入劳动董事制,财界尤其警惕其适用可能扩大至民间部门。对于5人以下事业场所适用劳动基准法,李副会长也担忧称:“我国企业从业人员四分之一以上所在的5人以下事业场所,其存续基础将崩溃。”
对于新冠疫情后席卷产业界的原材料供需紧张,他提出区分国家应出面的品目与企业应自行解决的品目的“双轨”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对生产上不要求高技术但对普通国民生活影响巨大的车用尿素水,与被视为特定产业群核心原材料的稀土,两者的供应短缺应区别应对。李副会长表示:“对与民生相关的通用产品,国家有必要出面,通过列为采购品目确保数量或提供补贴。”相反,对仅影响特定产业的情况,他说明企业自身完全能够解决。
李副会长表示:“政府或许也有能帮忙的部分,但在通商层面不知何时才能解决”,并自信地表示:“稀土等核心原材料只要缺一种就会左右整体生产,是重大问题,因此交给企业,企业会利用既有网络等设法解决。”/整理=记者金智熙 ways@sedaily.com 摄影=记者李浩载
He is… △1957年生于首尔 △1979年第23届行政高等考试 △1981年劳动部事务官 △1982年商工部事务官 △1996年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2005年产业资源部产业政策局长 △2008年知识经济部成长动力室长 △2009年知识经济部贸易投资室长 △2010年大韩商工会议所常任副会长 △2017年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 △2021年~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