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4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四重灾难缠身的国库…“希腊+日本”复合型危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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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上下一片喧嚷。在长期持续的大流行疫情和经济衰退带来困难之际,今年又编制超级扩张预算,雪球般膨胀的国家债务令人忧心。新冠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扩散导致重新强化社交距离措施,让本已不安的国民更加混乱。加之大选前的民粹主义承诺之争,更加重了担忧。

今年预算规模确定为607万7000亿韩元,比去年增加约52万亿韩元,比前年增加约95万亿韩元。增幅超过7%的超级预算已连续五年编制,并将发行规模达76万2000亿韩元的赤字国债。国家债务急剧攀升,今年将迈入1000万亿韩元时代。规模过于庞大、增速过快,令人瞠目。

更何况,在新冠疫情扩散的2020年编制了多达四次追加更正预算,去年编制了两次,而今年从去年年末起就已在讨论规模30万亿韩元、连续三年的一季度追加预算。此类超级预算编制的背景,反映出通过扩大财政来复苏因新冠而长期萎靡的经济的意图。但巧合的是,追加预算恰在大选等选举时点编制,因而被指为“选举撒钱”。

领取灾难支援金时,哪有国民会不高兴呢。对生活费不足的家庭、街区商圈、小微自营业者确实有所帮助。随着新冠经济衰退持续进入第三年,支援金仍需继续追加筹措。但问题在于,这些钱必须靠借债筹措,而且大选前民粹承诺滥发,今后还要背上更大的债务。这一负担将以更大的负担回归,并转嫁给未来世代。

然而,超级预算编制或国家债务暴增,难道因为是准战时状态就没问题吗?为克服新冠疫情,政府判断即便国家债务恶化,发挥财政作用更为可取,但近来国家债务增长过于急剧,削弱了财政余力,令人忧虑。同时,赤字财政的政策效果也值得怀疑。至少有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国家债务的增长速度过于陡峭。

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2021年为47.3%,仅两年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文在寅政府五年间,将从2017年的36.0%升至2022年的50.2%,提高14个百分点以上。即便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期,国家债务比率也从2007年的27.5%到2017年的36.0%,十年间上升8.5个百分点,增长相对平缓。相比之下,近期的增速在2018~2025年间增加达22.9个百分点,加剧了对财政健全性的担忧。

在主要国家国家债务比率上升幅度的展望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5个发达经济体中,韩国2026年相较2021年上升15.4%,为最高。这与19个国家的债务比率在未来五年下降形成了完全相反的现象。

第二,财政余力正迅速耗尽。

在财政健全性的国际比较中,并不使用按中央及地方政府会计、基金负债统计的国家债务(D1),而使用在国家债务之上再包含非营利公共机构负债的一般政府负债(D2)。政府以国家债务或一般政府负债比率显著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110%左右为由,每年大规模发行赤字国债。

但公共企业负债与电力、燃气、公共住宅等大规模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关联度高,长期而言最终导致国民负担增加,尤其韩国非金融公共企业的比重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此以在一般政府负债中纳入非金融公共企业负债的公共机构负债(D3)进行国际比较更为妥当。不过,核算公共机构负债的OECD国家仅有7个,这是因为其他国家非金融公共企业比重微乎其微。因此,财政健全性的国家间比较,仍以公共机构负债比率进行比较较为合适。

根据政府的《国家财政运用计划》,2025年国家债务将达1408万亿韩元,占GDP的58.8%。以此推算,公共机构负债比率将增至90.2%。这只是三年之后的事。也就是说,我国财政靠举债持续撒钱式扩张的余力正逐渐耗尽。若再仅计入公务员和军人年金的应计负债,就将大幅超过OECD平均水平。到了这一水平,国家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势必浮现。

第三,扩大赤字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

据近来受到学界关注的国家过度债务(public debt overhang)理论,政府负债比率超过90%的财政恶化,即便增加财政支出也会导致低利率、低增长,希腊、意大利、日本便是典型案例。日本为摆脱“失去的十年”,过去20多年持续实行赤字财政,但不仅未能增长,至今仍未走出萧条泥潭。就韩国而言,仅四年后政府负债比率就将达到90%,赤字财政对增长的贡献度势必大幅萎缩。

第四,灾难支援金或损失补偿金的政策效果值得怀疑。

以巨额举债执行的灾难支援金,对家庭收入补贴或小工商户及传统市场销售额恢复有一定帮助,但对经济复苏或缓解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微乎其微。这源于并未采取甄别性发放方式,而是采用面向全体国民的普遍发放方式或仅支援收入后80%的方式等。尤其在大选临近之际,预计将再次面向全体国民发放第六次灾难支援金,对于不惜损害财政健全性而推进的政策,应深入思考如何使其效果最大化。

小工商户损失补偿金的执行同样错失时机、方法生涩,使举债筹措的政策成了亡羊补牢,黯然失色。若在自营业者停业之前、陷入债务堆积之前就备好适当应对方案,或许能对经济复苏或缩小收入差距有些许贡献。

基于以上理由,财政赤字扩大与国家债务急剧累积,需付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巨大的机会成本与牺牲,而政策当局与政界对此的认识是否过于安逸?若政府必须举债花钱,就应更加忠实于原则地审视这笔钱如何筹措、将带来何种影响,并有节制地使用。

尤其在大选前,政界滥发“脱发纳入健康保险”或“士兵月薪200万韩元”等撒钱式承诺,使选民陷入混乱并恶化财政,这是应高度警惕之处。

在长期财政赤字下仍热衷于公共部门创造岗位和扩大福利的希腊,以及为摆脱“失去的十年”而举债专注SOC等公共投资的日本,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财政失败案例。然而观察近来韩国的财政运营状况,令人忧虑其正以“希腊+日本复合型”展开,国库会否被挥空。

具正模教授……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于美国密苏里大学获经济学博士,被视为韩国财政学、宏观经济领域的代表性权威学者。曾任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助理教授、江原大学教授,现为台湾中国信托金融管理学院讲座教授。现兼任江原大学名誉教授与韩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此前曾担任韩国最大经济学者团体韩国经济学会以及韩国经济研究学会、韩国财政学会会长,之后出任亚太经济学会(Asia-Pacific Economic Association·APEA)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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