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运用规模即将迈入1000万亿韩元时代的韩国国民年金,正以摇摆不定的举措令国民的养老生活陷入混乱。原因在于,统领国民年金的基金运用委员会中,部分只讲名分的委员与手握控制权的政府接连推出缺乏沟通、草率的政策。在缺少具体执行方案和副作用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政界和政府把控着国民年金治理结构的顶端,却不承担责任。为了支撑国民年金的未来世代参保人,要求将国民年金治理结构重构为独立的顶级专家集团的呼声正在增强。
━ 韩国保健福祉部等层层控制之下…却无真正制衡 负责全体国民养老的国民年金,其治理结构由韩国保健福祉部等官僚集团为中心的部分团体独占实质影响力。作为国民年金最高决策机构的基金运用委员会,由保健福祉部长官担任委员长,保健福祉部年金政策局总揽议案构成和会议运营。此外,其他部门副部长级等当然职政府委员占到30%。
基金运用委员会下属的基金运用实务评价委员会同样由保健福祉部次官担任委员长,并统辖投资政策专门委员会、受托者责任专门委员会、风险管理·绩效补偿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与国民年金的投资、收益率、股东权行使直接相关,但并不隶属于实际运用基金的基金运用本部,而是置于保健福祉部次官的实务评价委员会之下。
特别是,保健福祉部拥有接受推荐并决定任命基金运用委员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委员的权限。韩国企划财政部同样通过下达基金运用计划指针,控制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和基金运用本部的预算。
然而,保健福祉部和企划财政部对国民年金管理的监督与制衡,与其权限相比极为松懈。虽然国会和韩国监查院进行监察,但大多只追究整体运营层面的问题,并不深入审视投资决策过程。
此外,以独立性为由,保健福祉部提出的议案其具体推进交由基金运用本部,导致无人负责的政策频频出台。此次引发争议的股东代表诉讼同样是由保健福祉部提出议案,但具体指针却被推给基金运用本部和受托者责任专门委员会。国民年金的一位前相关人士表示:“股东代表诉讼在年金内部长期存在争议,保健福祉部觉得在基金运用委员会承担压力太大,于是推给了受托委员会。”
━ 最高决策机构基金运用委员会…只提基础性提问,充当橡皮图章 基金运用委员会同样因只重视形式上的代表性而专业性不足,无法切实履行审议职能,批评之声不断。每月召开的基金运用委员会除特殊情况外只进行两三个小时,政府方面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常常缺席。参与者由劳动者团体、使用者团体、地区参保人团体推荐,多数并非金融或年金专家。因此,无法讨论国民年金资产配置战略的妥当性,一旦出现基础性提问,往往以基金运用本部和保健福祉部负责人的答复告终。
此外,每逢政权更替,倾向执政方的市民团体便作为委员参与,实质上主导会议。保守政府执政时由正确社会市民会议,进步政权下则由参与连带等主导委员会。有人指出,这不仅对基金运用绩效产生不良影响,也动摇了基金运用的独立性。一度曾有将基金运用委员会改组为专家集团的动向获得支持,但因基金运用委员会整体反对,最终只停留在强化咨询机构的层面。
━ 应组成顶级专家集团,摆脱外部压力 在海外年金中,长期保持较高收益率并获得国民支持的加拿大年金投资委员会(CPPIB)把独立于政府置于首位。他们不仅将投资决策,还将依据环境·社会·治理结构(ESG)的股东权行使等交给金融、经营专家。瑞典年金(AP)虽因公共性而有政府介入,但法律仅明示投资限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金同样,政府仅在提出投资预期或投资委托指示书的范围内介入。
相比之下,国民年金规模庞大、享有垄断地位,在海外也难以找到类似案例。同时还存在无法让支撑年金的未来世代参保人参与运营的局限。因此,不少人主张应将基金运用委员会改组为顶级专家集团,由独立机构进行制衡,政府仅以法律提出基本运用原则。还必须解决依据《国家财政法》《公共机关运营法》等进行重复监督、监察,而对投资运用却未能切实审视的混乱局面。基金运用委员会的一位相关人士指出:“运用委员人数虽多,但年金制度或投资领域的专业性不足,因此难以切实审议年金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