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去年发布的《2021~2025年国家财政运用计划》提出,将未来财政支出增长率从2023年的5.0%下调至2024年的4.5%、2025年的4.2%。较年均支出增长率达8.5%的本届政府开支水平,支出规模大幅缩减。也就是说,把财政支出提高到"史上最高"水平后,却要求下届政府勒紧裤腰带。虽然难免意识到"把责任推给下届政府"的批评,但认为当前这种财政扩张态势不能延续下去的危机意识更为强烈。
正在编制今年国家财政运用计划(2022~2026年)的财政部门确定大幅调整可裁量支出结构的方针,也是出于同样考虑。这是通过精细完善落实方案,为上一年度计划增加分量的尝试。当然,国家财政运用计划是每年参照税收实绩调整目标值的一种"滚动计划",不具备"财政准则"那样的强制性。不过,对下届政府而言,完全无视它来编制预算案也有压力,因此意在设置最低限度的制约机制。一位负责预算工作的政府相关人士强调:"哪怕这样先定下计划,(下届政府)多少也会有所顾忌吧","削减开支并非易事,也不知道能否按运用计划执行,但必须明确不能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但即便可裁量支出如政府所愿得到控制,在缩减未来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本身方面,局限性依然明显。据国会预算政策处的2021~2030年中期财政展望,即使2026年以后将可裁量支出冻结在2025年水平,2030年国家债务预计仍将达到2198万8000亿韩元。据此,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从2025年的61.0%上升至2030年的72.3%。
在控制可裁量支出的情况下国家欠债仍将突破2000万亿韩元,原因在于基础年金、儿童津贴、国民就业支援制度等一旦设立便难以削减的义务性支出持续增加。可裁量支出是政府总支出中扣除义务性支出的部分。举例而言,向65岁以上老人中收入较低的70%每月发放30万韩元的基础年金预算,从2017年的8万亿韩元增至今年的16万亿韩元以上。与可依政策意志加以控制的可裁量支出不同,义务性支出中政府可压缩支出规模的余地有限。考虑到义务性支出与可裁量支出各占总支出的一半,政府通过控制可裁量支出来削减国家债务的计划,充其量只是半截子应对。
也有不少人认为,政府的可裁量支出结构调整计划只会流于口号。韩国企划财政部在预算案编制指南中反复表示每年要对10%的可裁量支出进行结构调整,但实际得到落实的情况很少。特别是文在寅政府上任后,每年实施约9%的扩张性财政运营并九次编制追加更正预算,也令当局的公信力受损。一线部门对结构调整指南态度消极也是问题。预算部门一位相关人士坦言:"不仅部门之间,同一部门内部也普遍存在不愿放手已掌握预算的倾向,结构调整难以推进","即便想把同一部门内'A科'低绩效项目的预算转给'B科'的新增长项目,也常常因本部门预算份额消失而遭到反对。"
更大的问题是,大选临近之际,以有力候选人为中心的讨好性承诺层出不穷。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补偿新冠疫情损失为名要求追加更正预算便是代表性例子。主张应向全体国民每人发放约50万韩元灾难支援金的李候选人,甚至提到25万亿~30万亿韩元的追加更正预算规模,不断加大对政府的施压力度。在没有额外税收的情况下实施追加更正预算,大部分须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但李候选人表示:"如果朝野达成一致,要求包括发行国债在内的大规模支援,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只要具体决定以何种方式支援就行,而且不会就此结束",为追加支援留出了可能。
这完全无视了政府期待其发挥最低限度制约作用的国家财政运用计划。对于一边要举债、却丝毫不提如何偿债的做法,担忧也很大。国策研究机构一位相关人士警告:"像韩国这样人口持续减少、经济增长率逐步下滑的国家,国家负债比率一旦上升就没有办法降下来","若以无节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应对危机,今后应对国家危机的能力必然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