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无节制调取通信资料的争议引发监视疑云,国家人权委员会对此表示担忧。
人权委当天以委员长宋斗焕名义发表声明称:“对围绕通信资料提供制度的社会争议持续的状况表示担忧”,“所有侦查机关共同存在的过度提供通信资料的惯例需要改善”。
公调处近期因调取采访记者及其家人、熟人以及在野党政界人士通信资料的事实被曝光,而陷入“监视”争议。公调处解释称,这是为确认侦查过程中出现的手机号码归属者的合法侦查程序。
人权委对此指出:“侦查机关掌握犯罪嫌疑人等基本身份信息的活动,对于实现犯罪侦查这一社会与公益性正义而言是必要的,这一点本身无法否认”,但同时强调“在提供通信资料这类个人信息时,应限于侦查所需范围内最小限度提供,并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适当的控制程序,从而将基本人权侵害降至最低”。
根据现行《电气通信事业法》,情报与侦查机关为收集审判和侦查等所需信息,可向电气通信事业者索取用户姓名、居民登录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人权委指出,“为收集审判和侦查等所需信息”这一表述过于宽泛,事前与事后控制程序不完备,也没有向用户通报查询记录的程序。
人权委早在2014年2月就曾指出,依据《电气通信事业法》的通信资料提供制度使得个人资料在与信息主体意愿无关的情况下被提供给侦查机关,且事后也不予通知,并建议加以改善。
人权委表示“侦查机关每次提出请求便一并索取多人通信资料的惯例也是问题”,并指出去年上半年每份请求文书中,检方索取8.8件、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索取9.0件、新成立的公调处索取4.7件个人通信资料。人权委强调:“不仅是公调处请求提供通信资料的案例,检方、警方等所有侦查机关共同存在的过度提供通信资料的惯例都应得到改善。”
目前第21届国会已提出旨在弥补过度调取通信资料问题的《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人权委补充称:“希望《电气通信事业法》得以修订,保障国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通信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