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7日,中国在修订《2021年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时决定,自今年1月起全面取消乘用车制造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也就是说,允许外国资本以100%持股在中国设立乘用车公司。中国曾在1994年制定汽车产业政策,限制整车制造企业的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0%。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2018年取消了新能源汽车的持股限制,2020年又放开了商用车的持股限制。此次最终连乘用车的持股限制也一并取消。
中国实行限制外国投资的“负面清单”制度,其范围呈逐步缩小的趋势。这既是为了扩大外国投资,也考虑到了中国国内的产业水平。放开汽车持股限制,可以解读为当局判断中国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已相应提升。以去年11月为准,中国国内主要合资企业的汽车销量为78万辆,同比减少23%,而中国本土品牌销量为83万辆,增长2%。
“负面清单”从2017年的93个行业缩减至去年的33个,今年为31个。稀土等战略物资生产、电影制作与发行等文化领域、通信网等仍留在负面清单内,但随着范围缩小,外国投资的准入门槛在制度层面上被认为已经降低。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1月起施行《外商投资法》,内容包括保护外国企业持有的知识产权、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
中国政府官员也在向外国投资者示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月1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Global CEO Council)会议”,表示“将完善促进外商投资和服务体系,把中国打造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长期投资目的地”。
不过,中国对外国投资的示好并未超越本国政策这一界限。中国去年7月禁止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培训,同时也禁止外国人投资中国课外培训企业。这当然并非因为中国培训企业竞争力低。
禁止课外培训,可以解读为中国政府在以低生育率对策降低生育等养育成本、减轻学费负担的过程中,判断高价课外培训加重了家庭负担。在对培训企业推出各种监管之后,又以切断其资金来源为目的,连外国人对课外培训的投资也一并封堵。这是中国招商引资政策摇摆不定的代表性案例。
对“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结构进行监管、加大中国互联网企业不确定性也是问题。去年年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公告称,“VIE架构企业境外上市须在证监会备案并符合相关规定”。
中国禁止外国人投资本国互联网企业,为规避这一限制,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企业一直在海外避税地设立VIE并在海外股市上市。这实际上是变通做法,但迄今中国当局也一直默许,今后将对此加以审视。
此外,中国还通过被称为网络三法的《网络安全法》(2017年施行)、《数据安全法》(去年9月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去年11月施行)对外国投资者的活动加以监管。
尤其是被称为“红色监管”的中国近来对大型科技、课外培训、娱乐等行业的监管,是依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志与目标推进的,这足以抵消其下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人对外资的友好形象。
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就规模本身而言每年都在增加。但相对于经济规模却处于停滞状态,这让中国当局颇为苦恼。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由2016年的1337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383亿美元、2019年的1412亿美元、2020年的1493亿美元。
但其在当年资本形成总额(GCF)中所占比例,从2016年的2.8%降至2018年的2.3%,2020年仍停留在2.3%。也就是说,FDI在中国资本投资中的比重正逐渐降低。以2020年为准,该比例的世界平均为4.5%,美国为3.4%。
另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FDI净流入规模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进入2000年代后于2005年达到4.55%的峰值,随后持续下滑,从2016年的1.56%降至2019年的1.31%,去年回升至1.43%,略有挽回。
不过2020年以后也可以说是特殊情况。在新冠疫情下,资金涌入仍在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2020年中国在主要国家中几乎是唯一实现正增长(2.2%)的国家。
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21年。据中国商务部数据,去年1月至11月FDI为1572亿美元,同比增加15.9%。在中国经济去年有望延续8%左右高增长的预期下,顺势而来的外国投资也随之增加。
当然,这一趋势并不稳定。自去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放缓态势日益明显,加之利率走低,中国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美国今年预计将多次上调基准利率,而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国则预计反向降息。中国与其他国家利差扩大,是可能令全球金融资本在选择中国作为目的地时犹豫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不安可以从商务部去年11月公开的《“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中推测出来。中国商务部在此次“规划”中,对“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预期为7000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这与此前五年“十三五”期间的6989亿美元相比仅增长0.2%。而此前“十三五”期间比“十二五”期间增加了10.4%。
《“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指出的困难既广泛又具结构性。“规划”评价称,“从国内看,土地、资源等要素供需关系日益紧张,成本持续上升,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削弱”,并称“从国际看,新冠疫情等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大幅增加,跨国投资困难,经济全球化也出现逆流”。
尽管如此,中国仍宣布将扩大外国投资范围、改善外资环境、提高开放水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来接连宣布扩大开放。
对此,香港《南华早报》(SCMP)评价称,“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为未来五年提出了略显保守的增长目标”,“一方面表示将为优质外国投资放宽投资条件,另一方面又以国家安全为由警告将进行严格审查”。
流入中国的外国资金除FDI外,还有股票和债券买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这类资金去年也大幅增加。去年经由香港净流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买入资金,即所谓“北向资金”,达4321.69亿元人民币。这是上一年(2089亿元人民币)的两倍。在中国股市被低估的认知下,自海外流入的资金大幅增加。进入今年后,1至5日北向资金再度净流入35.06亿元人民币。
但这并不意味着收益如海外投资者所期待。去年整体而言,大型科技监管和新冠防疫压制市场,股市未能摆脱低迷。所幸年末推出经济刺激、恢复了投资情绪,才算勉强守住。
结果,以上海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为准,去年全年收益率仅为4.8%。这远未达到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值(8%)。上证指数进入今年至5日累计反而下跌1.23%。
债券领域也大同小异。据彭博社报道,以去年9月末为准,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计价债券余额达2.7万亿美元。仅去年三季度就增加167亿美元。由于认为收益率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买盘依然存在。国债持有额为4000亿美元,外国人在中国国债总额中的占比约为11%。
自去年9月起,随着房地产开发商接连发生违约,中国债券的风险已经显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外币债券余额第一位是恒大(英文名Evergrande),为192亿美元,第二位佳兆业(英文名Kaisa)为109亿美元。目前两家公司实际上均处于违约状态。
/北京=特派记者崔守文 chs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