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一方面强调创造性、个人主导型研究,另一方面因PBS(以承接研究课题为基础的预算体系),既无法专注于国家任务型研发(R&D),在技术产业化、专利收益化方面也很消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产业融合促进监察官、副部长级千世昌)
在美中展开技术霸权战争的“技术和平”时代,要求扩大出资研究机构等国家研究所作用的呼声很高。首先,作为公共研究所,应当在碳中和、应对传染病、太空等战略技术开发上加大力度。同时,通过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向企业转移创新技术、自主创业等实现技术产业化,从而消除对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担忧,也是主要课题。因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是超越现有主要10国(G10)跃升为主要5国(G5),还是被中等强国追赶而停滞不前的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出身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次长的千世昌监察官强调:“这是奠定跃升G5基础,还是一不小心沦为美国、中国技术转包国水平的严峻时期”,“下届政府需要让大学和出资研究机构彻底改头换面”。
实际上,科技界普遍担忧,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不论研究经费多少,都把力气花在承接来自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研究课题上。因为这已成为确保战略技术和解决国家议题的绊脚石。目前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下属25家出资研究机构,虽各机构比重有差异,但获得政府预算支持与依据PBS通过承接课题筹措研究经费各约占一半。韩国工学翰林院会长权五经指出:“研究人员为承接外部课题筹措研究经费,倾向于偏重短期成果”,“下届政府应为产学研合作、创造性与挑战性研究、战略技术和长期研究的扩充而革新PBS制度”。
也有意见认为,在把国家研发(R&D)体系由追赶型转变为引领型的过程中,出资研究机构应发挥主要作用。正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挑战性、冒险性研究奠定了互联网、卫星导航系统(GPS)、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等的开端,我国出资研究机构也应投身于能带来颠覆性创新的研究。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会长李愚一强调:“应将政府研发预算的20%以上投入挑战性引领型研究,并整备管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应率先构建政府与产学研的共同融合研究体制”。换言之,应把出资研究机构转变为培育战略技术和产学研融合的平台。
科学技术与未来研究中心主任朴相旭指出:“现在出资研究机构的结构是按学科、按产业划分的组织,不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组织”,“在执行大科学、基础研究规模化、原始技术开发、产学研网络等公共性强的固有任务方面存在局限”。他接着建议:“下届政府应着手打破出资研究机构之间的壁垒、激活融合研究,并使出资研究机构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枢纽。”
主管25家出资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NST)理事长金福哲表示:“不仅是出资研究机构之间的融合研究,与国防领域研究机构的融合研究也将大幅扩大”,“也将积极推进为扩充未来增长动力的技术产业化和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他认为,此前出资研究机构存在筑墙各自求生的倾向,且埋头于短期成果,缺乏挑战性研究文化。
有观点指出,要让出资研究机构发挥国家研发的中枢作用,科技信通部掌握的出资研究机构预算权、人事权应大幅移交给NST,即应保障出资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有主张认为,由总统担任议长的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副议长应由NST理事长兼任。分析认为,若如此,在部分出资研究机构整合撤并的同时,把管理监督权限从科技信通部提升至国务总理室较为可取。千监察官强调:“甚至有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不自行决定专利的注册维持或放弃,而要求政府代为筛选”,“只有构建起大学和研究机构自行决定前进方向并承担责任的领导力,大韩民国才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