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03 | 정상범 논설위원

“不确定性时代…以科技超级差距与人才培养重启增长引擎” [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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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2022年新年的韩国号前路绝不平坦。新冠疫情长期化,美中霸权之争更趋激烈,全球供应链重组预计也将加速。3月大选前的民粹竞争正加剧人们对政治风险的担忧。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权赫周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世界各国为国家利益而争斗的无序与混乱时代将展开”,“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以确保科学技术的超级差距和培养高端人才为国家命运所系,重新点燃正在熄灭的增长引擎。”权教授补充说:“在选举之年,应摆脱民粹主义,确立增长与福利的良性循环结构”,“应集中培育系统半导体、生物健康等未来增长动力。”对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从事研究的权教授的采访通过电子邮件和通话进行。

——新的一年里内外不确定性都在加大。也有人担忧出现“完美风暴(超大型复合危机)”的迹象。

△每当新冠疫情势头看似减弱,新的变异就会出现,市民的疲劳感已达极限。美国等世界各国为防止经济衰退实行低利率政策,以致令人担忧出现19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胀。美中经济、军事对抗格局更加鲜明,国际社会紧张升高。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能够取代支撑过去30年国际秩序的全球化、自由化、开放化这一政治经济范式的新理念与新秩序。今年也很可能上演各国不是相互妥协合作、而是为本国利益相互竞争的无序混乱世界。

——即将到来的大选也在提高我们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人指出政治风险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过去30年,韩国政治是工业化势力与民主化势力之间的竞争。但这两股势力已无法提出引领国政的未来愿景。本应在朴槿惠政府结束后终结陈旧的竞争格局,出现拥有新愿景的势力。然而弹劾事件促成文在寅政府上台,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对决格局却像有效期已过的“旧制度”一样残留着。

——对执政势力单方面施政的反感也在增加。

△在工业化与民主化过程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为取得想要的结果而不守法律秩序和公正程序的情况不少。正如曹国事件所显示,批评他人不公正,自己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不公正、变通与违法行为。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社会中蔓延的“结果优先主义”。违反规则和秩序却做出想要结果的人获得更多回报的事例屡见不鲜。掌权势力无视法律与制度,用力量强推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比起重视适当合理过程的国政运营,不择手段取得想要的结果更重要。

——您认为我们首先应守护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国民迫切要求过程的公正。我认为这正是时代精神。我们社会中“有力者战胜有理者”的说法依然盛行。若一方为取得想要的结果而违反规则,另一方也会采取类似行动。最终对决与冲突泛滥,经济走向崩溃,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正是如此。如今国民不再想要充斥变通、违法与不公正的结果优先主义。

——为整合分裂的国民、恢复公正与常识,有什么方案?

△新上台的政府不应机会主义地追求眼前可见的政治利益。应承认国民多样的价值观和利害关系差异,通过说服与妥协公正分配社会价值、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为此尽最大努力。

——重振议会民主主义的具体政治改革方案是什么?

△民主主义中最重要的决策原理是多数决原则。但只顺从多数意志的决策,正如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所指出,可能招致“多数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文在寅政府与共同民主党以多数之力强推了最低工资过快上调、租赁三法等所有政策。另一个民主主义原理正是责任原理。从国民获得授权的执政势力,应向国民及其代表说明并说服政策,以获得政策正当性的认可。国会的存在理由正在于此。现在正是重振协商与妥协这一议会民主主义基本精神的时候。

——迎来大选和地方选举等“选举之年”,各候选人纷纷抛出把负担转嫁给未来一代的讨好型承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提出的基本收入,是无论需要与否都无条件发放的普遍支付方式。这就像不论有病无病都给所有人服药,是错误的构想。普遍福利国家确实是我们应追求的方向。但其原则应放在普遍“保障”而非普遍“支付”上。也就是说,应依据向因经济、社会困难而需要支援的人提供适当福利的普遍保障原则。要实现普遍福利国家,就应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支援和保育、照护等社会服务,构建严密的社会安全网。通过教育、培训及失业者再就业支援,营造增长与福利良性循环结构的课题也很重要。

——培育韩国经济未来增长动力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系统半导体、未来汽车、生物健康、碳中和能源、人工智能(AI)、机器人等正成为引领未来增长的主要领域。在此过程中,开发新技术、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企业的角色。像现在这样由政府主导的方式,难以确保未来增长动力。政府应发挥提供让企业尽情活动的基础设施的作用。应抛弃像文在寅政府那样敌视企业的政策。最重要的是需要大胆消除不必要监管的努力。

——迎来低生育时代,人口战略应如何制定?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0.84人,为世界最低水平。应对低生育的战略应从三个层面入手。第一是找出造成低生育的社会因素并解决问题。房价暴涨、生育与育儿困难、高教育费、劳动市场僵化、家庭结构变化等被指为低生育的多种原因。需要缓解这些低生育因素。第二是通过培养创意人才提高经济生产率,应对低生育带来的劳动人口减少。第三是以资本和尖端技术为基础扩充海外生产基地,利用外国的劳动人口。为实现这些战略,最大的国家课题是确保科学技术超级差距和培养核心人才。

——您认为目前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具备承担国家未来的能力吗?

△目前候选人尚未正式发布具体政策,还需再观察。但候选人细致提出政策并以华丽辞藻包装,并不意味着具备国政管理能力。作为政治领导人,原则与哲学,以及从过去到现在所展现的一贯性很重要。国民通过选举把国政运营权限委托给总统,而把国家权力放心交给时常改口的人,是否可行令人怀疑。

——迎来选举之年,摆脱民粹主义的路径是什么?

△在必须获得多数支持的民主选举中,候选人总会陷入迎合大众人气的民粹主义诱惑。然而多数所要的与全体国民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很多。要不陷入民粹主义、使个人偏好与共同善相协调,政党政治就必须有效运作。然而执政党与在野党都未发挥应有作用。亲文强硬支持者左右执政党的现象已经日常化,在这种情况下议员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野党方面,政党的角色也已失去意义。因以舆论调查选出党代表或总统候选人,产生种种副作用,结果被民粹主义所左右。大选之后,为克服民粹主义的政党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选民正确而明智的选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认为韩国所需要的时代精神是公正。应好好判断谁才是正直而公正的人并作出选择。这次选民的选择将左右我国的未来。

He is…

1963年生于首尔,毕业于又新高中和首尔大学政治学系,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目前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从事研究。曾任国际开发合作学会会长和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协调官。担任英国知名学术期刊《全球社会政策(Global Social Policy)》共同主编,开展了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近来正从共和主义视角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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