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霸权战争的本质不就是科技战争吗。下届政府若能让拥有丰富全球经验和人脉的企业家出身人士
出任驻硅谷科技大使,会很有效。”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申基旭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视频采访时表示:“华盛顿特区有驻美大使,旧金山也有总领事,但在缔结韩美科技同盟方面作用有限。”他还介绍了数年前与企业家出身的丹麦前科技大使卡斯帕·克林格共进餐叙的经历,称“他们正与硅谷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投资、网络安全与保安等方面展开合作”。
申所长强调:“韩国口口声声说要打造韩国版硅谷,但现任总统访问硅谷的恐怕只有前总统金大中一人。”“下届总统应该亲自到硅谷这个战场看一看。”以下是问答内容。
—如何分析和展望美中霸权战争?
△本质是科技战争,无法妥协,因此将长期持续。拜登政府比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期更集中于中国,谈新疆维吾尔人权压制和台湾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国际舆论。这是以扩散至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洲乃至欧洲的反华情绪为基础加以施压。
—有人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既有霸权国与新兴强国必然发生碰撞,如今美中呈现新冷战格局。
△与过去美苏冷战时期相比,如今是复杂且相互重叠的关系。全球前十大企业中,谷歌、苹果等8家是美国企业,2家是中国企业。美国必须守住这一点,无法让步。美中霸权战争形势紧迫。
—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就采取多项措施防止科技流向中国,目前情况如何?
△比在韩国感受到的要紧迫和严重得多。政府针对理工科和医疗领域的措施不断加强。尤其是华裔科技人员不安感很强。可能已有数百人受到美国政府调查。
—隐瞒参与中国人才引进战略“千人计划”的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利伯也被判有罪。
△研究人员若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或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联邦政府资金支持,就必须报告与中国相关的合作事实。最近研究人员对中国高校等提出的合作邀请往往有所回避。我协助的硅谷氢燃料电池、水电解核心材料开发公司,我也劝其不要与中国共同开展业务。因为一旦出问题就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即便高校研发(R&D)现场回避中国,中国硕博士生不还是很多吗?
△中国企业对美国主要大学的大量资金支持,以及中国研究人员频繁的访问学者项目已大幅减少。不过美国大学实验室的硕博士生中中国人很多,若全部清退,实验室就无法运转,这是个两难。美苏冷战时期关系相对简单,如今美中关系则是冲突与合作交织。
—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如何?
△熟悉中国的专家配置多得多。像特朗普那样粗糙的表述和修辞减少了,但施压正全方位加强。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聚焦于中国。
—我们应趁中国在美国退潮之机抓住机会。
△硅谷有大量中国资本进入,但在尖端技术领域双方都很谨慎。中国对美国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人员激进提供研究经费的做法也减少了。这对韩国可能是机会。虽无法取代中国,但有缝隙空间。但韩国态度消极,在放眼长远进行投资方面较弱。
—在技术霸权(Pax Technica)时代,我们应与美国走向科技同盟,您怎么看?
△经济安全与科技同盟无法回避。应确立原则并灵活应对。“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范式已经过时。必须推行高端化、细分化的战略。经济中与安全相关的部分要与美国同行;消费、旅游、流通、建设等与安全无关的部分则应积极与中国合作。
—半导体等我国大企业在美国大量建厂的动向如何?
△拜登政府正着手对半导体等尖端技术进行供应链管理,韩国企业在美国建厂比在中国建厂更具战略优势。地方政府等提供的支持也多,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等南部地区人力成本相对便宜。
—丹麦在硅谷还设有科技大使。
△科技大使会与谷歌、苹果等硅谷IT企业的高管及初创企业会面,连接本国。英国则由旧金山总领事兼任科技大使。日本自前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访问硅谷后也变得非常积极。印度因硅谷企业中有许多高层高管,与本国的连接做得很好。
—我国使馆、领事馆和KOTRA的作用如何?
△在尖端科技战场上,无论从结构还是人力来看都力不从心。使馆、领事馆按惯性办事,KOTRA虽在贸易立国方面贡献巨大,但已不适应21世纪的尖端技术战场。
—我们也最好在当地设立科技大使。
△有必要任命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出身的人士,或知名全球企业首席执行官(CEO)出身者担任硅谷科技大使。必须懂科技,能与全球企业对话,也要能与大学连接。政府部门的中层官僚远远不够。
—希望下届总统(5月10日就任)在韩美首脑会谈后到硅谷与全球企业家探讨合作方案。
△下届总统不应只访问华盛顿特区,必须顺访硅谷,与全球企业家探讨合作方案。也希望能顺访斯坦福大学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与中国之间存在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报复事件、尿素水事件、东北工程、文化工程等风险,但也无法疏远关系。
△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都是如此,韩国在萨德事件和新冠疫情之后反华情绪高涨,中国也十分在意。并不是要与中国对抗,而是要以成熟的方式坚持原则,不必单方面退让。去年5月韩美首脑会谈时,会谈文件中虽有中国人权和台湾问题,但中国反弹并不激烈。澳大利亚和日本与美国步调一致同时获取实利,这也值得参考。只是韩国过去几年因执着于朝鲜问题,在其他重要外交安全议题上较为被动。
—在韩国大选过程中,未来和科技并未成为话题。
△非常令人憋闷和遗憾。关于未来韩国、科技、外交安全等,没有政策愿景,也没有激烈争论。在美国,围绕与中国的霸权战争或未来核心利益,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核心精英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有帝国的DNA。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即便在具体主张上不同,也应就韩国的未来和科技等达成一定共识。
—开启“五大国(G5)”时代的钥匙是什么?
△政府应尊重专家意见,为科技加力。要避免企业活动萎缩,以市场逻辑解决经济问题。要营造技术创新生态,培养大量全球人才。在韩国,从大框架看,很多事情受政治逻辑左右。在美国,国立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特朗普时期曾提出批评意见,如今仍在任。
—将韩国的创新生态与硅谷相比如何?
△在文化多样性和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不足。初创企业实现退出(Exit)的条件也不够。正如中国曾经所做的那样,韩国企业也应在硅谷提升存在感。政府应战略性地大胆投资。
—如何展望朝美关系和南北关系?
△拜登政府对朝鲜兴趣不大,眼中只有中国。朝鲜也无余力。短期内僵持状态将持续,我想等韩国下届政府上台后,应当会有一些新的动向。
He is…
他毕业于延世大学社会学系,获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爱荷华大学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自2005年起担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所(APARC)所长。该研究所不仅研究美中关系、韩美关系、美日同盟和朝鲜问题,还研究亚洲的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医疗政策、可持续增长、全球人才培养等。20年前他还创办了斯坦福韩国学项目,持续推动与韩国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