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干预价格。不要插手民间人事。不要试图战胜市场。不要沉迷于短期政策成绩。不要拆下面的石头去垫上面的石头。”
这是专家为韩国金融业发展提出的五条戒律。基督教的十诫多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禁止性条款构成,即采用负面清单方式而非正面清单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应承认政府主导的金融业发展存在局限,是交由民间自主的时候了。一位要求匿名的前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金融机构若像雏鸟等待母鸟般只看政府眼色,在全球舞台上毫无胜算。”
建国大学教授吴正根直言:“壬寅年诞生的新政府首先应宣布摒弃官治金融”,“不应干预存贷款利率、保险费等本应由市场形成的价格。”这是基于过度干预会扭曲价格决定机制的判断。
吴教授强调,试图插手民营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做法也应停止。无主的金融机构每逢政权更迭就沦为论功行赏的对象。吴教授解释称,韩国国民年金等占据主要金融机构大股东之位,借此空降的现象十分普遍。以治理结构先进化为名限制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CEO)的年龄或连任也无必要。延世大学教授孙成奎表示:“对劳动董事制这类制度的必要性我十分理解”,但“归根结底是速度问题。对企业‘为时过早’的呼声也理应倾听。”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自2005年起执掌公司已16年,历经“金融危机”“欧元区财政危机”“新冠疫情”等无数危机。但在韩国很难找到这样的明星CEO。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造就了以单任为美德的文化。
也有人建议摒弃扩大官办金融产品供给量的政策。历届政府反复推出的官办基金即为代表。无论保守或进步,历届政权都反复设立基金以支撑国政议题。然而无论政权更替与否,这些基金很快都归于沉寂。这也是外界预计文在寅总统的新政基金将走上与前总统李明博的绿色基金、前总统朴槿惠的统一基金相同道路的原因。弘益大学教授申成焕指出:“政府说要起引水作用,但不仅难以如愿运作,还可能引发资源配置的扭曲。仅以新政基金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原本已极多,这与之有何不同?”
面向特定阶层的讨好型政策也是禁忌。主流评价认为,仅文在寅政府期间就两度公布的依据适格成本重新测算的信用卡手续费对策,无异于从普通消费者的口袋中取出放进小微特约商户的口袋。前信贷金融研究所所长咸正植批评称:“以每三年实施一次的信用卡手续费下调为例,减轻特约商户负担明显存在转嫁为信用卡公司从业者或持卡人负担加重的一面。”
专家也没有忘记对金融机构的嘱托。此前韩国金融部门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实体经济增长,但难言起到了引领创新的作用。与单纯资金中介功能便足够的过去不同,如今需要更具前瞻性的角色,积极推动企业间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并具备在未来附加值高的领域及早发掘有竞争力企业、携手进军国际社会的胆识。专家强调,必须成为能把初创企业(新生创业企业)培育为独角兽(企业价值1万亿韩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的“强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