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7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基本收入是‘收入主导增长’的延续……应转向民间主导型投资经济”[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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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在寅政府任期已进入尾声,但通胀压力、紧缩动向、房地产政策混乱等因素反而使不确定性加大。总统候选人们陷于民粹主义,未能就国家未来和竞争力提出有效方策。经济学界元老、首尔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表学吉2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提高声调表示:“应当废除收入主导增长和租赁三法等,把国家能量集中于将政府主导的增长转变为‘民间主导型投资经济’”,“总统候选人和下届政府应据此设定政策框架。”他接着强调:“不能误以为我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仍有实现3%~4%增长的余力,为此必须推行提升生产率的战略。”表教授尤其指出:“比家庭和企业负债更严重的是国家债务问题”,“必须对最终要由国家承担的养老金和公营企业债务等潜在国家负债动手术。”

——如果对现政府的政策作综合评价。

△是全面的失败之作。推行了不符合经济现实的政策,速度调节也失败了。收入主导增长在理论上并非荒谬之说,是部分左派经济学家为阻止收入不平等而提出的。但他们也警告称,对美国等经济体量大的国家或许适用,但并不适合韩国、荷兰等小规模开放经济体。因为最低工资急剧上调等会削弱价格竞争力,可能陷入出口减少→收入减少→投资萎缩的恶性循环。不顾现实、僵化地实施工时管制,造成了致命损失。以创造就业为名强行推进公营企业正规职化,给劳动市场带来巨大负担。结果只是贫富差距扩大。收入主导增长和错误的房地产政策等给整体经济造成内伤,下届政府必须优先提出纠正这些问题的口号、蓝图和政策方案。

——您认为文在寅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为何失败?

△现政府热衷于把民众划分为有房者与无房者。无视市场机能,一味以管制进行价格控制,只能失败。应审视房地产市场的起落过程。卢武铉政府之后房地产市场一直平静,价格不涨,供给就减少。而近十年间社会结构迅速向单人家庭转变,他们对优质新建住宅的潜在需求激增。文在寅政府从一开始就误判了供需。执政后就应立即放开重建、改建管制。应与首尔市协商允许建高层,并打开年轻人偏好的地铁站周边、江边等地的供给闸门。

——租赁市场问题也很多。

△房地产政策的决定性败招是租赁三法。没有哪个国家的租赁市场像我们这样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实施租赁法却把承租人赶了出去。租赁市场崩溃,引发对优质住宅的超额需求,成为价格暴涨的弹药库。然而没有人及时指出这一点并表示要废除它。在野党也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

——对惩罚性税制的不满也很多。执政党候选人为平息不满主张暂缓对多房者征收重课转让所得税,还曾与青瓦台发生冲突。

△综合不动产税激增、转让税重课等税收炸弹,把连一套房持有者都当作罪犯对待。重要的不是多房者,而是减轻一套房持有者的税负。转让税、取得税与登记税等交易税,应大幅提高一户一房免税额度并下调税率。综合不动产税明显是重复征税,应予废除并并入财产税。这才是恢复市场机能之道。

——政府把房价暴涨的原因归于流动性过剩。

△也有难以只归咎于政府失策的一面。韩国银行也有失误。因新冠疫情下调基准利率有其依据,但在疫情之前就主张降息是有问题的。若维持适当利率,储蓄会增加,流向房地产的资金也会被相当程度地堵住。利率不上升,就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经济扩张都没有实现。在1%~2%的利率水平下,无论加息与否民间都不会反应,只会产生资产市场的超额需求。

——如果要指出明年经济的主要隐患。

△虽会受新冠扩散影响,但V型复苏很难,将呈L型。通胀压力加重,实际增长率短期内只能维持低水平。滞胀(经济衰退中物价上涨)不会像过去石油危机那样一次性出现,而是缓慢显现,属于“慢胀”形态。另一个变量是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我们应以韩美安保同盟为基础,把握安保与经济政策的重心。经济与安保无法分离,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中国按自己的标准和需要行动,并不顾及韩国。我们既没有可发挥中间者作用的核武器,力量也薄弱。只有在国际力量均衡因我们的立场而被打破时,才能发挥中间者作用。

——紧缩已经开始。家庭、企业、政府的负债合计超过5000万亿韩元。

△如果新冠再持续一年,最坏情况下不能排除全部家庭贷款中约三分之一变为不良的可能性。超过200万亿韩元的中小企业贷款虽已延期偿还至明年3月,但可能形成相当规模的不良债权。更严重的是国家债务。政府负债激增意味着把致命负担转交给年轻一代。国家负债应以扩大到各类公营企业、养老金负债等由国家承担范围的D4标准来看。必须对潜在的国家负债动手术。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最为膨胀的就是公营企业。各地方都有开发公社,还有若干准公营企业,通过地方债等扩大负债。我不明白像城南都市开发公社这样的机构为何必要,那是给公务员填饭碗。公营企业的垄断经营催生了大庄洞事件那样的腐败。下届政府必须整顿松散膨胀的公营企业。

——潜在增长率下降也令人担忧。有预测称2030年潜在增长率将降至0%区间。

△误以为我们已成为发达国家是不行的。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路径看,仍应把目标定在3%~4%的增长。即便到2030年代也能维持2%区间。当然有前提:必须具体制定弥补低出生率与老龄化的生产率提升战略。为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通过强化转职培训等提高人均有效生产率,3%~4%的增长是可能的。

——国家竞争力也未能提升。

△1970年代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做得最好的政策是开放进口、只规定禁止品目的负面清单制度。管制也一样,应先放开,只对不可行的加以约束。如今公务员为规避责任,把课题推给委员会等。撤掉机构才是放松管制的开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MRFTA。30家大企业集团指定制度是40年前制定的。应予解除,保护小商圈的管制可用其他方法。为提高小商圈竞争力,政府可为其建设公用停车场之类的设施。不要在大企业、中小企业与小商圈之间筑墙,而应以基础设施投资加以辅助。没有破格之举,就无法摆脱管制。

——劳动竞争力也很脆弱。

△当前劳动政策失去了合理性,依赖教条主义价值观。每周52小时管制应由政府设定指导原则,但要给予灵活性,让民间按行业和规模自行确定。强硬工会持续存在的公司只能倒闭。工会也会认识到继续强硬就会被淘汰。

——主力产业衰退,新产业却难以涌现。

△新产业或创业企业源自主力产业。美国也是工程师和经营层从IBM等既有主力企业转出,才诞生了苹果、亚马逊等。应解除MRFTA等阻碍主力企业投资的管制。金融与产业资本分离也是过了时效的管制。政府允许进入金融业的Kakao集团等本来就是产业资本。然而友利金融却拖延民营化,实行官治。哪怕以大企业联合体形式,也应推进民营化,不是吗?

——下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一再向学生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政治不先进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要提高家庭和企业的生产率,政治必须走上正轨。下届政府必须把政府主导增长转变为以民间为中心。看当前政局,新政府的政策基调也不那么明朗。像执政党的基本收入承诺那样去触动“收入”是不行的。基本收入是失败的收入主导增长的延续。在野党也一样,应对过半数民众希望政权更替的舆论作出可见的回应。在房地产、税制等领域需要在野阵营的政策协作,也可以构想分散总统帝王式权力的联合执政。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为创造新的收入而喷发国家能量。下届政府只有废除收入主导增长政策和租赁法等,把政策框架设定为“民间主导型投资经济”,经济才能正常运转。

He is…

1948年生于庆南密阳,毕业于京畿高中、首尔大学贸易学系,后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修完两年计量经济学研讨课程,并自1981年起在首尔大学经济学部任教32年。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邀请研究教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及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邀请教授等。历任首尔大学国家竞争力中心所长、韩国计量经济学会与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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