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7 | 울산=장지승 기자

寻找结婚对象是“满足感最大化的选择”…提出新行为数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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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和现在的恋人结婚,还是去寻找更好的人?员工招聘、配偶选择、住房购买等重要决策情境有共同点:在不知道未来可能出现哪些选项的情况下,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当前给定的选项作出判断。

在信息和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是否在作出理性的决策?“人类如何考虑未来的机会来作出当下的判断”是众多研究关注的问题。被称为“秘书问题”的顺序决策任务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典型课题。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选择行为并不遵循数学上可计算的最优选择模式。但在这类顺序决策情境中,人们为何没有表现出所谓理性的决策、作决策时又经历了怎样的计算过程,至今仍不清楚。

蔚山科学技术院(UNIST)生物医学工程系权五相、郑东一教授团队27日表示,团队分析了人们在有限顺序决策情境中的行为,并提出了可以解释该行为的新行为数理模型。该模型解释了人们为何会作出期望值高于基于概率计算出的客观值的非理性决策。

研究团队提出的模型中,当所给选项高于个人主观的心理标准时,效用(满足感)为正值;低于该标准时,效用本身则为负值。研究团队受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启发——人们会以主观标准对收益和损失作出不同评价——从而构建了这一数理计算模型。

新的数理计算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研究团队实验中人们表现出的非理性决策模式。

本次研究以111名健康实验参与者为对象,通过分析他们在完成被称为“秘书问题”的决策任务过程中的选择模式,来理解决策过程。实验任务很简单:看到屏幕上逐个出现的0到150之间的数字后,选择接受或拒绝。拒绝该数字则会出现下一个数字,若接受则该数字计入实验报酬,本轮结束。每一轮中能够看到数字的机会限定为五次,拒绝后错过的数字不能再接受。参与者必须在没有下一个数字信息的情况下,在给定机会内接受一个数字,多轮中接受数字的总和作为实验参与费支付。

实验结果显示,与其他研究的实验结果一样,人们的期望值高于按概率计算的客观最优值。在每轮初期,人们期待出现较大的数字,因此心理标准较高,随着机会逐渐用尽,心理标准会下降;但此时标准下降的幅度比客观计算出的期望值变化更为平缓。

相反,反映主观理性的模型能够准确预测这种变化模式。这意味着实验参与者并非单纯地最大化数学计算出的最优值,而是作出使满足感最大化的选择。由于没有最大化概率收益,从客观上看被视为非理性,但由于最大化了个人满足感这一主观价值,因而是理性的。

权五相教授表示:“将经济学前景理论的主观效用函数应用于顺序决策的最优化模型,就能在不追加特别假设的情况下,很好地解释此前被视为非理性的顺序决策行为。”

该模型尤其很好地解释了在选项较多的情况下,被试期望值比数学计算最优值下降更为平缓的现象。共5次选择机会中的第4次机会与共2次选择机会中的第1次机会,其数学最优值相同,但在实际实验中,选择机会越多,参与者期望值下降越少的现象十分明显。以现有数理模型难以解释这一现象。

此外,为验证这一数理模型,研究团队还进行了测量被试瞳孔的实验。实际上,当出现接近个人主观心理标准的数字时,瞳孔大小的变化十分明显,而对主观满足感越敏感的人,这一变化幅度越大。这是支持本次研究提出的主观理性模型很好地模拟了大脑中实际信息处理过程的神经生理学证据。

郑东一教授期待表示:“主观理性模型也将有助于理解大脑中发生的主观价值评估过程以及个人错误形成的价值标准”,“由此还可以解释药物成瘾等冲动性决策以及决策延迟障碍等行为。”

另一方面,大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无法仅通过观察行为模式而揭示。计算数理建模是克服这一局限的研究方法,它以数学函数解释决策时大脑内信息处理的因果关系。计算数理建模尤其有助于理解个体间信息处理过程的差异。

本次研究已于12月16日发表在计算分析生物学期刊《PLoS计算生物学》(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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