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指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局限,主张政府与企业、民间应构建“一个团队”体系。
崔会长22日在首尔中区商工会议所会馆首次举行驻会记者团年终采访,表达了上述立场。崔会长表示:“企业、民间领域、政府乃至国会都应朝同一目标努力,若想法不同就无法朝一个方向前进”,“为了能作为一个团队前进,国家方向首先要正确确立”。他还说:“要与此相配合,让制度和体系随之改变,民官联合合作体系必须切实运转”。
他尤其点出政府单方面主导的经济增长存在局限。崔会长强调:“至今为止我国一直是政府主导”,“现在不应是政府只做政府的事、企业只做企业的事,而应思考如何合力共为”。他还补充说,面对明年3月大选,将向执政党与在野党候选人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这超越了单纯讨论经济团体角色的层面,而是在韩国经济增长的大框架下,要求政府和国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对于半导体供需与供应链问题,崔会长判断称:“全球供应链在美中矛盾局势下正发生变化,如今只能按阵营分割”,“由于供应链正在重组,这对半导体业界既可能成为机会,也会带来风险”。
有分析认为,崔会长强调政府与企业的“一个团队”体制,是以比以往更强的力度要求政府和国会进行政策转向。舆论评价称,这其中反映了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各类企业监管法案所带来的财界危机意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余波持续、经营环境难以预判的情况下,他表达了民官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紧迫感。
◇走向“经济安全”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崔会长在当天的采访中表示:“供应链重组是全世界尚未走过的路”。他尤其判断称:“由于这是美中矛盾转向霸权之争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该问题如何演进还需观察”。其中含义是,以美中为中心,围绕半导体、电池等核心品类强化本国生产及确保原材料的竞争空前激烈,韩国企业需要谨慎应对和准备。
尤其崔会长关于全球半导体大乱的发言,原原本本地体现了供应链不可预测带来的危机感。崔会长说:“今年没想到汽车半导体会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存储半导体在2017年、2018年出现短缺时,也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打了一拳”。他还补充说:“半年内很难增加供给,必须看两年之后”,“行业景气就连眼前都难以判断,明年会发生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希望明年业务能够稳定”。
更重要的是,这也被解读为供应链问题已超越单纯外交、演变为经济安全问题所带来的混乱。崔会长解释说:“如今各国都把半导体、电池当作安全问题来对待”,“欧洲和美国在国防部也处理这一议题”。其含义是,既然各国在国家层面积极向制造核心品类的企业提供激励、强化以本国为中心的供应链,韩国也应让国家与企业成为“一个团队”,强化技术竞争力。
◇碳中和、重大灾害法加重企业负担=崔会长也表露了对碳减排和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等制约企业经营活动因素的负担感。有评价认为,他主张应提出国家方向以使政府与企业、民间朝同一方向前进,同样也是要求为保障企业自由经营活动打下基础。
崔会长表示“碳排放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同时说:“若要求许多企业为此支付额外成本,就会出现‘不公平’‘过于急剧’的反应,而且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他还指出:“碳减排是由谁来给猫脖子挂铃铛的问题”,“仅靠让企业缴纳罚款、税金的政策无法实现目标”。其用意是,应综合企业能够减少碳排放的创新想法,并提前建立可以引导这些想法的体系。
对于明年即将实施的重大灾害处罚法,崔会长也表明了“认同立法宗旨,但必须防止弊害”的立场。他批评说:“处罚的程度不明确,人们预想的结果可能各不相同”,“从立法者角度或许认为‘不会走到那一步’,但作为企业人,如果做生意却存在进监狱的概率,自然只能心生恐惧”。因此他主张:“应细致审视是否存在其他副作用,以免引发更大的问题”。
◇应以积极沟通减少反企业情绪=要求政府和国会进行政策转向的崔会长,同时也承诺强化企业的自发作用。对于大韩商工会议所今后角色的提问,崔会长表示:“过去沟通与协作的成本很高,我认为大韩商工会议所应发挥降低这一成本的作用”。这体现了崔会长的意图:不仅与大韩商工会议所会员企业,还要通过与劳动界、环境界等的积极沟通,缩小企业与政府、国民之间的距离感。他尤其表示:“我所定义的企业,是同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地方”,“如果体系转变为可持续经营的模式,我认为两者都能做好”。
关于与MZ一代的劳资关系,他也提出“应满足(MZ一代)想要的东西”。崔会长说:“MZ一代需要的不是职业稳定性或金钱,而可能是时间、自由度、成就等多种因素”,“企业制度也应朝着考虑缩短劳动时间或职业灵活性的方向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