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每年发生20起以上重大事故的制造企业A公司,在《重大灾害处罚等相关法律》通过国会后投入了巨额资金。仅为应对重大灾害法的安全预算就增加到710亿韩元。虽然是常驻员工3000人的大型工作场所,但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经营困难,710亿韩元的安全预算是相当大的负担。但公司判断,如果不更换老化的安全装置、不组建278人的事故预防监督团,就无法避免因重大灾害带来的处罚。
# 2. 建筑企业B公司因10年前发生过2起重大灾害,对重大灾害法的实施格外敏感。公司任命了首席安全官,下设3个团队(28人)。投入113个工地的安全管理员达316人,保健管理员达78人。公共机构国家铁道公团于今年9月与大型律师事务所C公司签订了重大灾害处罚应对咨询服务合同。从10月到明年6月的咨询费用高达2亿1000万韩元。
在重大灾害法实施前,企业们四处奔忙。但根据企业规模和财力,准备情况千差万别,担忧依旧。与大企业相比,不仅预算有限、还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中小企业中,出现了“会不会成为重大灾害处罚第一号企业”的担忧,以及只能寄望于不发生事故这种带有认命色彩的声音。
26日据相关业界消息,重大灾害频发的钢铁、建筑、造船行业正加快确保安全体系。因窒息事故导致2名工人死亡、今年5月接受韩国雇佣劳动部监督的Korea Zinc决定追加投资3500亿韩元用于安全管理,并将安全专职人员从28人扩大到108人。Korea Zinc近5年发生了9名工人死亡事故。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新设了300人规模的安全管理本部,现代重工业的安全部门人力也比此前增加20%以上。Samsung C&T则利用无人机等技术降低危险作业的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与大企业不同,中小企业跟不上这样的变化。实际上,负责重大灾害法的雇佣劳动部内部也出现“担心的不是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重大灾害第一起案件很可能出自中小企业”的反应。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相关人士表示:“大企业的安全体系似乎已相当完善,问题在于中小企业”,“我们对5家100~200名工人规模的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其中多达4家几乎没有准备”。像大企业那样通过律所等获得法律咨询,中小企业连想都不敢想。中小企业界一位人士称:“与中小企业接触后发现,他们很苦恼地表示安全管理人才几乎都被大企业吸走了”,“法律界说重大灾害带来了大市场,但对我们来说就像另一个国家的事”。
更大的担忧是,即便搭起安全管理体系的外形,中小企业在运营上的困难更大。典型的是小规模建筑工地。这类工地按其性质会把部分作业交给分包企业,总承包方难以对分包工人进行严格的作业监督。而且,被要求缩短工期以节省成本的小企业,往往连基本的安全教育都省略。最重要的是,“这样干活也不会出事”式的安全麻木情绪蔓延,也是一大问题。
为减少安全事故而加强作业监督的措施,总是难以跨越侵犯人权这道墙。一位劳动监督官表示:“到现场一看,连安全帽都不戴就干活的工人太多了”,“很多业主想在有坠落危险的地方安装闭路电视(CCTV),但大多因工会反对而无法实施”。
企业对重大灾害法最大的苦闷在于法律模糊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方针。政府的立场是,由于各工作场所的危险因素不同,法律没有提出统一的安全体系。但习惯于满足安全认证等一定标准的企业则感到茫然。
例如,重大灾害法要求的安全保健专职组织,仅规定成员为2人以上,并规定按足以防止灾害的合理人数组成。预防灾害需要投入多少预算,对可能引发事故的危险因素要检查到何种程度、到什么界限,全部交由企业自主决定。
雇佣劳动部的立场是,如果企业不能自己建立安全体系,重大灾害就难以减少。工伤死亡人数从2008年到2012年每年都在1100人左右。2014年降至900人左右,2019年降至800人左右。截至今年11月底,工伤死亡人数为79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5人。雇佣劳动部一位人士表示:“企业的安全体系不是靠文件和认证建立起来的”,“最了解重大灾害为何发生的产业现场,劳资双方应共同改变工作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