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2号线九宜站事故与首尔交通公社正规职转换招聘舞弊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发生在首尔市推动下属公共机构引入劳动董事制之后。连责任追究都不了不了,公共机构的道德风险与国民的不信任因此进一步加剧。以仁川国际机场公社为代表的公共机构在推行非正规职归零后,劳劳冲突更加激烈;土地住宅公社职员的房地产投机长期有组织地进行,却被隐瞒。面对要求改革的呼声,政府与政界也都草率放过。其背后存在着搭乘工会势力的“劳动政治”。公共机构通过劳资合谋变相提高工资,耗费税金、亏损经营,政府和政界却顾忌工会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已经成为惯例。随着工会在公共机构的力量变得强大,腐败也随之蔓延。学校在被教员工会掌控之后,尽管教育支出增加,公共教育质量反而下降。我国公共部门的工会组织率为70%,是民间部门的7倍。差距被认为很大的美国也只有3倍左右。公共部门劳动者的身份受法律保障,工资又按级别每年自动上涨,再加上工会力量的支撑,津贴和绩效奖金一点点增加,比民营企业高出约30%。美国和欧洲公共与民间的薪酬差距分别约为10%和15%,不足我国的一半。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看,我国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处于最高水平,但政府腐败指数却是OECD国家中最高的国家之一。
工资与劳动条件的过度差距会割裂劳动市场。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在正规职与非正规职的断裂之上,还叠加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的断裂。大企业工会会把工资提高到与公营企业相近的水平,因此按企业规模形成的工资溢价在我国比美国或欧洲高出约3倍,大企业劳动市场的僵化程度比任何国家都严重。正因如此,青年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埋头准备录取率仅2%的公共机构就业考试,而中小企业则陷入人力短缺,形成恶性循环。要化解劳动市场的断裂、防止劳动力浪费,劳动改革迫在眉睫,而这一改革只有从公共部门开始才能成功。
然而,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却在与劳动改革背道而驰。他们按照工会的要求,承诺在公共部门引入劳动董事制,并以国民税金负担工会专职人员的薪酬。他们称劳动董事制是劳动权的扩大,这是不了解现实的说法。引入劳动董事制的德国等国,劳动董事并非经营董事,而是制衡经营层的监督董事,即便如此也被批评损害企业竞争力和就业创造。若按两党候选人的承诺,通过劳动董事制让工会正式参与公共机构的决策,不仅公共机构的道德风险会比现在更严重,还会波及大企业,使劳动市场的断裂和青年就业进一步恶化,最终反而使被边缘化劳动者的劳动权受到更大侵害。
特别是20、30岁的青年一直切身感受着这种矛盾。他们要求公平,在职场对既有工会举起反旗,并在首尔市长补选中让亲工会的反改革候选人落选。从各年龄段的投票倾向看,他们在总统选举中也将成为决定性选票。总统候选人如果希望当选,即便引入公共部门劳动董事制,也应附加条件。如果无法提出劳动和公共部门改革的蓝图,现在就放弃总统之梦反而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