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全球共用同一条供应链,如今只能按阵营分割。这种供应链重组对我们既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成为风险。”
有分析认为,崔泰源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强调政府与企业的“一个团队”体制,是以比以往更强烈的力度,向政府和国会要求政策转向。外界评价,这背后反映出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各类企业监管法案所引发的财界危机意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余波持续、经营环境难以预见一步之遥的情况下,他表达了民官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迫切感。
◇走向“经济安全”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崔会长在22日的岁末采访中表示,“供应链重组是全球尚未走过的路。”他还特别判断称,“由于这是美中矛盾转向霸权之争过程中衍生出的问题,其走向如何仍需观察。”其言外之意是,以美中为中心,围绕半导体、电池等核心品类的本国生产强化和原材料获取的竞争空前激烈,国内企业对此需要谨慎应对和提前准备。
尤其是崔会长关于全球半导体大乱的发言,完整体现了供应链不可预测性带来的危机感。崔会长表示,“今年没想到汽车半导体会造成这么大冲击”,“存储半导体在2017年、2018年出现短缺时,我们也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挨了一击。”他还补充说,“6个月内很难增加供应,必须着眼两年之后”,“行业景气连眼前都难以判断,明年会发生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希望明年业务能够平稳。”
更重要的是,供应链问题已不仅是外交问题,而演变为经济安全问题,由此带来的混乱也起了作用。崔会长解释说,“现在各国都把半导体、电池当作安全问题来对待”,“欧洲和美国在国防部也处理这一议题。”其含义是,各国在国家层面积极向制造核心品类的企业提供激励,强化以本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因此我们也必须由国家和企业组成“一个团队”,强化技术竞争力。
◇碳中和与重大灾害处罚法加重企业负担=崔会长也表达了对碳减排、《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等制约企业经营活动因素的负担感。有评价认为,他主张应提出国家方向,使政府与企业、民间朝同一方向前进,实际上也是要求为保障企业自由经营活动奠定基础。
崔会长表示,“碳排放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同时称,“如果要求许多企业为此支付额外成本,就会出现‘不公平’‘过于急剧’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他还指出,“碳减排的问题在于谁去给猫脖子挂铃铛”,“仅靠让企业缴纳罚款、税金的政策无法实现目标。”其用意是,应综合企业能够减少碳排放的创新想法,并提前建立能够加以引导的体系。
对于明年即将实施的《重大灾害处罚法》,崔会长也表明了“认同其立法意图,但必须防止弊害”的立场。他批评说,“处罚的程度不明确,人们预期的结果可能各不相同”,“立法者可能认为‘不会走到那一步’,但作为企业人,一旦出现做生意却可能进监狱的概率,自然只能感到恐惧。”因此他主张,“应细致审视是否存在其他副作用,避免引发更大的问题。”
◇应通过积极沟通减少反企业情绪=要求政府和国会转变政策的崔会长,同时也承诺强化企业的自发作用。在被问及大韩商工会议所今后的作用时,崔会长表示,“过去沟通与协作的成本很高,我认为大韩商工会议所应发挥降低这一成本的作用。”这反映出崔会长希望通过与大韩商工会议所会员企业以及劳动界、环境界等的积极沟通,缩小企业与政府、国民之间距离的想法。他特别表示,“我所定义的企业,是同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地方”,“如果体系转变为可持续经营的模式,我认为两者都能做好。”
关于与MZ一代的劳资关系,他也提出“必须满足(MZ一代)想要的东西”。崔会长表示,“MZ一代需要的不是职业稳定性或金钱,而可能是时间、自由度、成就等多样因素”,“企业制度也应朝着考虑缩短劳动时间、职业灵活性等方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