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通信资料查询被曝在媒体、政界、民间人士等各领域全方位展开,争议持续扩大。
曾涉入“Channel A事件”的前Channel A记者李东宰的辩护律师22日表示,“公调处侦查三部于13日查询了李东宰记者的熟人A某的通信资料”。李记者方面解释称,A某不仅不是公调处的侦查对象,而且并非公职人员、法律界人士或新闻从业者,而是民间人士身份。
辩护律师表示,“公调处无差别查询通信资料,侵犯了宪法保障的通信秘密以及私生活的秘密与自由,违反令状主义,是被怀疑带有政治目的的民间人士监视”,并称“正在研究今后的法律应对”。
公调处接连查询政界人士通信资料的情况也陆续曝光。以国民力量党议员赵秀珍为首,目前已确认该党7名议员曾成为公调处等侦查机关通信资料查询的对象。
源自公调处的通信资料查询争议始于8日《曹国黑书》共同作者、会计师金庆律的揭露。金会计师通过社交网络服务(SNS)表示,公调处查看了他的姓名、居民登记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
此后各家媒体记者也向移动通信公司申请提供资料,结果显示公调处曾对10余家媒体的数十名记者查询通信资料。
尽管被查询通信资料者的反弹不断加剧,公调处仅表明“依照合法程序进行侦查”的立场。对于查询通信资料的理由,则以“侦查正在进行中”为由保持缄默。
各团体针对公调处的这一态度纷纷提出举报和申诉。
市民团体庶民民生对策委员会以滥用职权嫌疑举报公调处处长金振旭,警方已于前一天分派至京畿南部厅并启动侦查。法治主义正本行动联盟(法世联)以通信查询侵犯宪法基本权为由,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国民力量党法律支援团亦以滥用职权妨害权利行使嫌疑,向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举报金处长和公调处部长检察官崔锡奎。
也有观点指出,滥用通信资料查询不仅是公调处的问题,而是包括检方和警方在内整个侦查机关的错误侦查惯例。近期政界人士和记者所确认的侦查机关通信资料查询记录中,也包含大量检方或警方的查询记录。
根据现行《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第3款》,移动通信公司可在没有法院令状的情况下向侦查机关提供通信资料,且没有告知义务,用户的个人信息因此处于毫无防备的暴露状态。
本人能够查阅自己的通信资料被提供给侦查机关这一事实,也是始于参与连带对三大通信公司提起的诉讼中,2015年首尔高等法院作出“拒绝公开通信资料提供情况的行为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判决。以此为起点,为确认侦查机关收集通信资料理由的诉讼也正式开始,承认通信公司责任的判决接连出现,但对侦查机关信息收集的限制仍不存在。
多年来代理通信资料提供相关诉讼、曾任参与连带公益法中心所长的Yang Hong-seok律师表示,“通信公司以通信资料提供明细形式告知的信息十分有限”,“我认为可以尝试对移动通信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就通信资料提供明细补充说明‘申请理由’和‘与该用户(本人)的关联性’”,预告将对移动通信公司提起通信资料提供理由等公开请求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