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合作得以恢复,全球贸易环境也随之好转。以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AI)为基础的尖端技术开发及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迎来顺风。企业、劳动者和社会成员都享受到技术创新的好处,对岗位减少等的担忧与抵触随之消失。技术创新伴随教育改革,使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能发挥创造力。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虽需承担不小的负担和成本,但新产业机会随之打开,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应对相关产业创造出就业。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也通过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创新性的教育·再教育·终身学习以及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得到解决。”
这是SK海力士副会长朴星昱假设韩国转变为“游戏规则改变者”后所描绘的2040年乐观情景。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预测,认为美中霸权之争不会终结,碳中和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在悲观情景下,如果韩国继续陷入民粹主义泥潭、无法确保科技的超级差距,就可能陷入“零增长”危机。关于韩国克服危机的方案,朴副会长强调:“不能再做追赶国家,而应主导引领未来、改变产业格局的‘超越时代’。”
但要让韩国从跟随者、追赶者变为先行者,明年3月9日大选中选出的下任总统必须完成众多创新课题。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停留在追赶型,最坏情况下还不能排除在混乱与停滞中坠落的可能性。庆熙大学教授尹智雄(未来创新政策研究院院长)强调:“在美中技术霸权之争中,应高度化应对供应链重组、数字化转型、碳中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危机的战略,并摆脱二元对立与冲突的格局。”言下之意是,万一因美中霸权之争加深,全球供应链以两国为中心重组,或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国际合作体系无法运转,韩国的增长潜力就会下降,甚至有被后发国家超越之忧。
◇技术霸权时代,政界对“科技超级差距”思考不足
科技界指出,主要大选候选人并未为确保科技竞争力和未来增长动力而进行激烈思考。大选选情日趋火热,但只有围绕候选人及其家属疑云的争论被放大,在野与执政党候选人围绕愿景和政策的争论并未真正展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有力候选人迟迟才提出科技公约,但仅停留在原则层面。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22日发布科技公约,包括恢复科技副总理制、2030年完成登月项目、跃升为“科技五强”等。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21日表示“要打造谷歌政府、数字平台政府”,并承诺在高层岗位配置科技专家、设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作为医生兼科学家并有创业经验的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主张:“如果韩国确保5个超级差距科技领域,就能拥有5家三星电子级别的公司,并成为世界经济五强”,力陈通过确保科技超级差距来建设经济强国。
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有力候选人,在科技愿景及推进战略、未来支柱产业培育、新冠等传染病与细颗粒物·气候危机对策、核电·新再生能源等能源政策方面,均未能表明明确而具体的立场。大学、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企业的研发(R&D)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激励,中小学与大学的教育革命,科技相关政府·青瓦台组织改编,监管与创新冲突的协调战略,也都不见踪影。
技术霸权时代为国家生存而“确立技术主权”的研发战略 ◇下任领导人应以意志重新确立科技指挥塔
要求从国家百年大计层面着手研发大革新、通过确保超级差距技术加快产业大转型速度的呼声正在增大。尤其有意见认为,应正式推进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改革,并需要政府、政界、企业、大学、出资研究所等社会整体的治理创新。
具体而言,为实现产业大转型,应超越数字化转型引领AI革命,并推行通过利用核电实现的韩国型碳中和政策。为通过与硅谷相当水平的监管改革打造“初创企业天堂”,也应加快向开放型创新国家转型。面对技术霸权竞争时代,要求大幅扩大国家使命导向型·挑战型研发的呼声也很高。还有不少人要求设立国家最高创新负责人和国家最高技术负责人,并保障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自律性与独立性。
在3月大选后两个月内以政权接管委员会为中心讨论政府组织改编问题的过程中,重新确立科技指挥塔的建议正获得更多支持。韩国工学翰林院会长权五庆主张:“有必要在青瓦台设立‘国家产业未来战略室’,并对教育部进行发展性解体”,“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要进行创造性破坏与重组,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应升格为知识产权处。”权会长强调:“所幸在全球AI竞争力版图上,我们继美国、中国之后具有相当的可能性,已进入‘超越’车道”,“应加快大转型速度实现超越。”专家们指出:“指挥塔固然必要,但最重要的是总统对培育科技的强烈意志与执着。”
◇韩美需构建科技同盟体制
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任后立即强化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赋予其内阁部门级别地位,并将负责人升格为部长级。这是因为担心在AI、量子计算机、虚拟现实、区块链、再生医疗等尖端技术力上可能被中国超越的危机感在起作用。
文在寅总统在今年5月的韩美首脑会谈中与拜登总统达成一致,将在AI、5G·6G、Open RAN(移动通信基站设备按单元的操作系统与接口开放·标准化)、量子技术、生物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作为后续举措,正在增加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等的合作。科技信息通信部长官林惠淑近期访美会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埃里克·兰德,提议将“韩美科学技术共同委员会”升格为涵盖政府与民间整体的机构,并着手设立“国际技术合作基金”,也属同一脉络。
不过也有人指出,韩美两国此前往往只签署谅解备忘录(MOU)便告终,未能迈向产出实质性成果的阶段。曾任教育科学技术部第二次官的汉阳大学教授金昌经表示:“在推进海外合作时,只签MOU就结束的情况不少”,“有必要积极向美国一流教授探询课题执行的可能性。”他还表示,如果将政府研发投资费(明年约30万亿韩元)的5%左右用于与美国主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合作,协同效应会很大。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院长尹锡镇强调:“为扩充生物·能源等增长动力,并有效应对碳中和与气候变化、传染病问题,应以科技为中心制定并推进统合国家战略。”只有最高领导人培育科技的意志、指挥塔的重新确立、积极支持研发与确保技术超级差距、技术产业化等相互结合,才能救活正在熄灭的增长动力。专家们一致指出,唯有如此,才能开启可持续增长与福利良性循环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