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针对记者、普通民众等大规模调取通信资料的事实曝光,所谓“无端监控”争议再度升温。作为侦查惯例进行的通信资料查询一年高达数百万件,但在侦查机关反对和国会漠不关心之下,法律修订屡屡搁浅,无从阻止无差别调取通信资料。法律界内外指出,既然“该爆的已经爆了”,就应随之推进立法改进,以减少司法权滥用的副作用。
据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20日透露,去年向检察机关、警方及国家情报院等提供的通信资料,按电话号码数量计算共达548万4917件。相当于每10名国民中就有1人的姓名、居民登录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被侦查机关掏走。根据现行《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第3款,移动通信运营商无需法院搜查令即可向侦查机关提供通信资料。而另一方面,运营商并无告知义务,用户个人信息处于毫无防备的暴露状态。
自2016年起代理通信资料查询相关宪法诉愿的利工律师事务所律师Yang Hong-seok指出:“侦查机关通过刑事司法信息系统‘KICS’轻易获得通信资料,却不向通信运营商说明请求理由及与客户的关联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在正当范围内调取通信资料,只有侦查机关自己知道。”
东国大学法学系教授林奎哲表示:“一旦产生侦查机关随时可以查看我的通信资料的恐惧感,就可能带来自我审查的‘寒蝉效应(畏缩效应)’”,“即使修法规定必须有搜查令才能提供通信资料,在现行法院系统下签发搜查令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因此不会给侦查造成障碍。”
法律界内外的共同意见是,要带来根本性变化,最终须由国会通过立法解决。但现实并不乐观。因为继第20届国会之后,第21届国会也提出了《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却接连被废弃或仍在搁置。事实上,2016年9月时任国民之党议员朱升镕曾提出《电气通信法》修正案,内容为“通信资料请求须经法院许可,并课以对用户的通知义务”,但随着第20届国会任期结束而被废弃。同年8月,共同民主党议员全海澈也提出修正案,将通信资料纳入《通信秘密保护法》的规制对象,并把提供通信资料的程序等改为与通信事实确认资料相同、须经法院许可,但同样因任期届满而被废弃。在第21届国会,继11月国民力量党议员许恩雅之后,本月同党议员姜大植也分别提出《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规定向侦查机关提供通信资料时须通知用户,但至今仍处于搁置状态。
国会相关人士坦言:“侦查当局的立场是,一旦修法,可能给侦查造成障碍”,“因此每个会期即使提出相关法案,讨论也是迟滞不前,直到会期结束,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此前,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就该议员提出的修正案表示反对,理由大致为:“如果获取通信资料的事实被当事人知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销毁证据和逃跑之忧,并影响共犯侦查等”,“预计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不安情绪,并带来巨额预算支出和工作负担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