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在就任仅三天后的2017年5月12日访问仁川机场,承诺“将在任期内开启公共部门非正规职为零的时代”。三年后,仁川国际机场公社(仁机公)宣布将非正规职安检人员转为正规职,兑现了总统大选承诺的这场活动。
然而,仁机公的非正规职转正引发了青年们的愤怒。对于在本已狭窄的就业市场中倍感不安的青年而言,仁机公的非正规职转正公告被视为不公平。
这是把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待遇及劳动市场分割属于结构性问题一事搁置一旁、只顾青年选票的表演式政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曹国事件是“爸爸的机会”,那么仁机公事件则是“总统的机会”所造就的代表性民粹政策。而曾支持文在寅政府的青年们离去了。仁机公事件或许已预示了文在寅政府劳动政策的方向。整个任期被强硬工会牵着走,劳动改革一步也未能迈出。因为是进步政权而或许反倒可能实现的期待,终究只停留在期待,加上新冠疫情叠加,青年就业岗位跌至最糟境地。
随着大选临近至80天前,两党候选人都在向劳动界伸出手。在一票都不容有失的情况下,没有政治人物愿意被组织化的劳动界厌恶。这也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公共机构劳动董事制引入、公务员及教员工时免除制、《劳动基准法》适用于5人以下事业场等问题上难得地口径一致的原因。曾以劳动董事制侵害企业经营权为由反对的在野党,在尹锡悦候选人表明赞成立场后也失去了名分。
执政党大选候选人如此尚可理解,但尹候选人赞成劳动董事制的发言对企业界是冲击。经营界表示,在文政府的亲工会政策造就强硬工会的情况下,即便政权更替也难以期待合理的劳资关系。这不难理解,劳动董事制是由1至2名劳动者代表直接参与企业董事会的制度,一直是执政党与劳动界、在野党与财界激烈对立的议题。尹候选人赞成劳动董事制是否符合国民力量党的身份定位并不重要。因为劳动董事制本身对韩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太大。
劳动董事制可能成为已然权力庞大的工会的强力武器。若被滥用,从经营决策阶段起就会产生劳资冲突,冲击力也会过强。眼下虽限于公共部门,但扩散至民间只是时间问题。劳动界与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民间企业,这一点显而易见。这正是经营界最为担忧之处。当然,劳动董事制的出发点应是善意。通过工会参与董事会,可以期待提前协调劳资矛盾、防止经营层专横的效果。但正如文在寅政府的非正规职为零从善意政策变成不公平,在部分贵族化的劳动精英掌握工会权力的韩国现实中,令人担忧劳动董事制恐会成为强硬工会的既得利益工具。
尹候选人“坦白说那边的票更多”的发言令人惊心。因为若是为获取选票而提出的承诺,下一届政府也只能被工会牵着走。当下迫切需要的,不是民粹式的劳动政策,而是应对新冠疫情加速的劳动市场变化的劳动改革。
把时间倒回去看。2020年9月,时任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长的金钟仁总括选举对策委员长表示“企业规制三法”符合自己的政治哲学,表达了赞成意见。经营界在最后阶段呼吁“这是为了抓几只病鸡而撒下渔网”,但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国会。制定长久束缚企业的法律,如今又把新武器交到工会手中,企业还会愿意在这样的国家投资吗?
政治的目的在于获取权力。为此,必须掌握国民想要什么、当下需要什么。首先应判断政策是否符合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非特定集团的利益。/hski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