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6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举行的院内对策会议上,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尹昊中似有备而来,对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出了尖锐批评。尹昊中表示,“今年超收税金超过50万亿韩元,却未能计入岁入预算,这是财政当局严重的失职”,“如果其中有意图,就应当进行国政调查”,公开向企划财政部施压。执政党对作为国政伙伴的政府部门提及国政调查,实属罕见。
企划财政部内部一片哗然。对于出现数十万亿韩元的岁入推算误差,不得不承认过失,但在新冠危机形势下,税收预测也只能偏于保守。尤其对于是否有意压低岁入的质疑,甚至出现了“这也太过分了吧”的激烈反应。
企划财政部最终发布正式新闻稿称,“未能准确预测税收,深感抱歉”,同时反驳说,“追加税收预测值已于11月中旬向总统报告,11月15日也已向执政党作了说明”。一位经济部门高层人士坦言,“大选临近,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持续高企,所以不敢直接打青瓦台,只能攻击好对付的企划财政部吧”,“要求后辈们对一个沦为人人可敲的组织效忠,也实在难以开口”。
经济部门处长级以上官员中,每10人就有7人回答“曾考虑跳槽到民间”,陷入集体无力感的原因是多层次的。过去左右国家经济的荣光已荡然无存,组织本身的地位下滑,政策决策的自主性也大受限制,难以再抱有自豪感。加之被称为“MZ一代”的事务官比重大幅上升——他们似乎与过去的官僚群体连“人种”都不同——导致既无法立足于上一代享有的自豪感,也无法立足于当下一代冷静的现实感的中高层资深官员大量增加。
事实上,文在寅政府上台后,经济部门的地位已从“规划机构”降格为“执行机构”。文在寅政府自执政初期就强力推进的“强化住房抵押贷款成数(LTV)监管”和“脱核电”便是典型例子。当时,作为主管部门的韩国金融委员会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内部分别出现了实务人员的反对声音——“不能违反金融基本原则,把贷款监管当作压低房价的手段”“勉强推进脱核电副作用更大”——但都在青瓦台的压力下失去了分量。
尤其是在产业部负责核电业务的3名公务员因涉嫌妨碍韩国监查院审计而于今年初被移送审判后,经济官僚之间几乎已形成常识:上司交办工作时要留下备忘或录音记录。一位处长级经济官员解释称,“上面下了指令,就不要闹出声响,在所要求的方向内安静做事,这是普遍氛围”。
从任用过程起就熟悉主流经济学的经济部门官僚,被强行灌输“收入主导增长”等非主流经济学,也被指为导致公务员无力感的原因之一。经济学界分析认为,文在寅政府成立前就有“收入主导增长等于让马车拉马”的强烈批评,但前青瓦台经济首席洪长杓等所谓“偶然当上公务员”的人士强推政策,最终只是放大了就业市场失衡等副作用。
问题在于,今后很可能有超越非主流、甚至打破常识框架的经济学理论倡导者进驻青瓦台。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的经济智囊、被视为下届政府首任经济副总理人选的建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崔培根就是代表人物。他去年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如果说韩国银行大量印钞导致物价上涨100倍,那么拥有100亿韩元的人其货币实际价值会缩减为1亿韩元,而没钱的人则毫无损失”,“韩国银行不应只关注物价稳定,而应让没钱的人获得钱”。简言之,即韩国银行越是大量印钞,韩国经济就越健康。李在明更进一步,连日抛出否定既有经济学原理的言论,例如“国家的债务就是民间的资产”“穷人借高利率贷款是不公正的”。
一位经济部门局长级人士指出,“经济政策应通过缜密的分析和预测来实施,如果一味要求服从‘被选出的权力’的命令,那就是否定政府部门存在的价值”,“这种基调若长期化,政策质量将下降,其损害最终只能由国民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