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5日,在日本横须贺西南方海域,韩日两国的军舰上演了一幕壮观场景。韩国海军驱逐舰姜邯赞舰和大型军需支援舰华川舰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照月舰等一起进行了搜索救援训练。这是从当时往前推18年、金大中总统执政时期两国播下的军事合作政策种子的结果。
尽管日本政界右倾化,当时金大中政府仍主动伸手推进安保合作。1999年,韩日海军与自卫队终于启动了首次联合搜索救援训练,以人道主义作战层面共同应对船舶遇难等情况。在后续各届政府下,韩日外交并不平顺,但军事合作与之分开,逐步深化,巩固了相互的安保利益。正因如此,每两年举行的韩日搜索救援训练才能在2017年12月迎来第十次。
此后,第十一次训练遥遥无期。因为在韩日两国政权尖锐的政治与外交矛盾影响下,两国间的军事与安保交流事实上全面停摆。一位军方人士表示:“2017年的训练是最后一次,此后韩国军队与日本自卫队再未举行搜索救援训练。”
两国之间中断的不只是军事训练,人员交流也几近断绝。韩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之间原本每年由舰队司令级指挥官轮流访问对方国家进行交流。但2019年김명수海军第一舰队司令访问日本自卫队的行程在两国矛盾中被取消。该交流活动至今尚未重启。
所幸不属于军事合作的治安部门间合作纽带勉强保留。两国海上警察机构(韩国海警、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联合搜索救援训练仍在延续。不过其规模有限,仅动员警备舰艇级别的力量,难以替代可应对安保危机的军事部门间和平训练的空白。
韩日之间的历史矛盾以及对独岛问题的认知差异,短期内难以化解。多位军事安保专家质疑:因这些议题引发的外交矛盾而使军事与安保合作也无限期中断,是否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Seoul Economic Daily通过本期《闵丙权的军事故事》回顾两国军事合作的过去与现在,并探讨若放任现状将带来何种负面影响。
◆对韩美日协作感到失望的拜登政府
在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加深之际,朝鲜、中国、俄罗斯进一步靠近,为维持安保平衡,韩美日三角同盟的团结更显必要。尤其亟需修复三角同盟中最薄弱的一环——韩日合作。美国为韩美日之间的安保协作费尽心思,但隔着玄海滩的韩日关系在过去五年多里始终未能摆脱寒流。若这种状况持续,韩美日三角同盟将趋于松散,可能带来韩日两国分别被急速扩张核武力的朝中俄军事胁迫牵着走的最坏结果。
韩国国防研究院(KIDA)责任研究委员金斗承就此指出:“近来美国与澳大利亚、英国启动三角同盟奥库斯(AUKUS),也可以看作是对韩美日安保体制失望所采取的举动。”即韩日关系因历史矛盾、经济制裁积怨等而纠结,已波及韩美日安保合作。此外,即便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保机制(QUAD),也因日本、印度在中国问题上立场存在微妙差异,使美国拜登政府出现了组建排除韩日的奥库斯、以转移印太战略安保同盟轴心的迹象。金委员表示:“韩国倾向于仅从双边关系角度看待与日本的关系并采取行动,而美国则是从韩美日同盟这一大体制出发考虑行动”,并预测“改善韩日合作,结果上将成为巩固韩美日同盟的基础”。
◆过去各届政府如何应对
韩日关系僵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加速的日本右倾化。右倾阵营中尤其是强硬阵营歪曲韩日历史问题,并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转型为可以发动战争的普通国家,刺激了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然而即便在此期间,韩国历届政权仍超越进步与保守路线,摸索实质性的军事合作。
两国自金泳三政府时期的1994年起启动了国防政策实务协议会及防空实务协议会(防止韩日军机意外冲突的沟通渠道)。金大中政府时期,对日友好政策得到全方位推动。为应对发射“大浦洞”弹道导弹、加剧安保威胁的朝鲜,韩国与日本进行定期安保对话,并共享朝鲜导弹相关情报。1999年,韩日海军在济州海域举行海上搜索救援联合训练,开始磨合。
卢武铉政府(参与政府)以更具包容性的姿态尝试改善对日关系。2005年日本岛根县针对韩国领土独岛的主权制定“竹岛日”,刺激了韩国民众的反日舆论,但卢武铉总统仍让日本继续留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维持了东北亚多边安保架构。特别是卢总统启动两国间“穿梭外交”,试图化解两国间的尖锐问题。
李明博政府时期,2008年韩美日助理部长级协议机制“三方安保讨论(DTT)”启动,两国间实现了联合训练的观摩。此外2009年4月,两国签署了关于韩日防卫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推进了安保合作框架。此后日本政权进一步右倾,李总统访问独岛等,使韩日外交矛盾再次升温。但两国国防部门仍维持军事合作框架,巩固了相互安保利益。
朴槿惠总统执政期间,亲中色彩的外交政策全面展开,同时慰安妇矛盾问题凸显,韩日间一度气氛冷淡。尽管如此,韩国政府仍于2014年签署韩美日情报共享约定,进一步加强了安保协作。随后在2016年,顶着国内外的赞成与反对争议,签署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为强化韩美日三角同盟助力。
◆国会也曾思考的韩日安保协作
在文在寅政府之前,连国会也曾超越党派思考强化韩日及韩美日安保合作的方案。特别是国会运营委员会在2016年开展韩美日安保合作研究委托项目,其结果建议第一阶段新设军事技术合作三方协议机制、推进导弹防御所需的监视侦察情报合作,第二阶段签署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等,第三阶段循序推进尖端未来战力共同开发、为朝鲜半岛突发事态做准备的共同计划完善等。
撰写该报告的淑明女子大学全球治理研究所责任研究员崔东周与国立外交院研究员崔佑先写道:“中国的崛起及不断增长的野心正成为未来可能动摇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在维持势力均衡上共享深层战略利益的三国,需要以对冲(hedging)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长期角度打下适当水平的合作基础。”并指出:“尽管存在政治争议,也应维持作为韩日安保合作基础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逐步扩大合作。”
但如今在国会,已难觅为韩日乃至韩美日安保合作而超越党派的动向。一位国会人士解释:“对三菱重工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人强制征用问题的)赔偿判决以及日本随后的贸易报复措施,使两国相互指责的舆论沸腾,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不具备讨论韩日安保合作的条件。”他还表示:“况且考虑到现政府针对日本贸易报复措施一直以强硬对强硬的局面,执政党很难着手合作讨论。”
◆韩美“核共享”的难题
朝鲜与中国核军力的扩张也在提升韩日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以美国科学家联盟(FAS)的《世界核武力现状》及《核武力笔记》资料等为准统计,朝中两国核弹头库存量2014年最多约为260枚(中国250枚,朝鲜不足10枚),到2021年年中猛增52%,估计达到395枚(中国350枚,朝鲜45枚)。再加上今年年中俄罗斯核弹头库存估计值(6257枚),共有6652枚朝中俄核弹头将韩日两国置于射程之内。
有安保专家提出,韩国若要遏制朝中俄的核武力扩张,就应与美国共享核武器。但安保专家们的普遍看法是,在排除日本的情况下签署韩美双边核共享协定的可能性极低。
关于原因,国民大学政治大学院院长朴辉洛在近期撰写的论文中解释:“美国在某一国家部署核武器后进行一对一共享的先例并不存在。”即美国对欧洲的核共享并非与某一国家的一对一双边共享方式,而是以多边共享方式推进。实际上,美国在欧洲部分前沿部署核武器,并以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洲成员国多边共享的方式运作。
因此,若美国决定就朝鲜半岛安保等前沿部署核武器,北约式核共享方式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朴院长分析认为,这不会是仅与韩国共享的韩美双边核共享协定,而可能成为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区域主要国家共同运作的多边核共享协定。
一位军方人士也预测:“如果我们正式要求美国核共享,日本当然会要求美国也向其共享核武器,因此对美国而言,很难只把核武器独家出借给两国中的某一国”,“即便美国在朝鲜半岛前沿部署核武器,共享主体也可能多边化,不只是韩国,还包括日本等区域内盟国”。因此该人士分析,如果韩日各自认识到美国战术核前沿部署及共享的必要性,就应与历史或外交矛盾分开,恢复安保合作,并共同协调步调,使美国能够接受多边核共享。
◆“玄海滩解冻”的方案
关于韩日军事合作方案,一位预备役将军建议:“不多不少,回想一下卢前总统时期的努力就可以了。”他说:“当时正是安倍晋三政权上台、日本国内极右团体和政客气焰嚣张之时,但卢前总统在对日本该说的话理直气壮地说的同时,在安保军事合作层面为构建区域多边安保而积极争取拥抱日本。”
据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了解,参与政府时期的2006年,军方在日本右倾化背景下发出了旨在摸索韩日军事合作的研究委托。查看该非公开报告可见,其中关于韩日关系的建议写道:“应从非军事层面的合作开始逐步推进,以便最终达到军事领域的合作。”报告还提出政策方向:“中长期而言,要为当前成长的中国放弃和平崛起姿态、突然对周边国家表现霸权主义态度或威胁我方安保的情况做好风险分散措施,即参与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对冲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不确定的未来威胁。”
报告首先指出:“应重点在支援以遏制朝鲜威胁为目的的韩美同盟的层面上推进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在此层面上,报告提出政策建议:“应重点构建韩美日三国军事合作的情报交流体系并实施平时联合训练,同时设定应对突发事态的合作范围。”
报告建议韩美日先推进低层级军事合作(灾难救助、搜索合作等),随后逐步推进强化的中间层级军事合作。作为中间层级军事合作方案,提出了公海水雷清除、对公海可疑船舶的临检(任意检查搜查)、朝鲜半岛突发事态时日本自卫队对驻韩美军的后勤支援合作、侦察情报共享等。此外,报告还列出了当时难以推进但韩美日可以摸索的高层级军事合作:为突发事态做准备的韩美日基地及设施共同使用、非战斗人员后方疏散、防空作战、导弹防御。
搜索救援训练等低层级军事合作自1999年起部分启动并持续到2017年,此后因韩日关系急速降温而中断。中间层级以上的合作能否推进尚不明朗。所幸能强化韩美日侦察情报共享的韩日GSOMIA于2016年签署,但在2019年8月的两国矛盾中终止,后因美国等介入而在11月恢复(协定延长),经历了一番波折。
明年新政府上台后,将背负逐步提升韩日军事合作水平、推动韩美日三角协作强化的课题。特别是打开强化韩日同盟局面,将成为新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主要总统候选人似应制定韩美日国防安保合作路线图。
然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与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在各类民调中支持率势均力敌、一心争取选票,这一状况可能成为安保政策的变数。若被逼到一票都不容有失的境地,不能排除两位候选人不提出改善韩日军事合作的进一步构想,反而借助反日舆论、为多争取选票而对日本更加强硬的可能性。因此,为避免总统候选人陷入过度争票的诱惑、在大局性军事合作政策上扣错第一颗纽扣,竞选阵营内的安保专家等主要幕僚似应制定均衡的国防安保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