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正在调查“检举授意”疑案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被曝大规模调取通信资料,滥用《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侵犯新闻自由和人权的争议不断扩大。公调处的立场是,依据“电气通信事业者可根据法院及侦查、情报机关的书面请求提交用户姓名、居民登录号码、地址、电话号码等”这一条款,其调取通信资料属合法行为。但据悉对象多达30至40人,且与调查无关的在野党、法院记者乃至民间人士也大量列入调取名单,因此有人指出公调处不仅进行监控,甚至侵犯了新闻自由。所谓“不问缘由”的通信资料调取,正从对公调处的批评延伸为对《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合法性的争议。
据法律界17日消息,被公调处调取通信资料的记者至少涉及十余家媒体的数十人。移动通信用户向电信运营商申请后可查询一年内的通信资料调取记录,因此公调处实际调取对象可能进一步增加。
问题在于公调处针对记者、民间人士的通信资料调取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具有正当性。据悉被公调处调取通信资料的人员包括记者和民间人士,共约30至40人。而且对象中不仅有民间人士,还包括政治部负责在野党报道的记者和电视台摄像记者。这正是法律界内外出现“若侦查过程合法、正当,公调处就应准确说明理由”这一指摘的原因。有指出称,由于并非以法院签发的令状为依据,因此还必须明确说明与实际侦查对象的通话是否频繁、以及是否与嫌疑人存在关联等。根据现行法律,侦查机关可获取通信事实确认资料和通信资料。通信事实确认资料包含何时与何人通话的信息,侦查机关须依据《通信秘密保护法》取得法院令状后方可获得。相反,包含用户姓名、居民登录号码、地址、电话号码、账号(ID)等的通信资料,依据《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可在无令状情况下获取。
多位司法机关人士解释称:“通常侦查时会先用内部系统分析通话记录等通信事实确认资料,再决定对谁调取通信资料”,“由于这并非依据法院的管控,且涉及敏感个人信息,因此会慎重审查通话频率、与嫌疑人的关系等侦查关联性后再加以分类。”他们还一致表示:“若公调处经过了这些程序则没有问题,但若未经过,就可能被视为明显的监控和对新闻自由的侵犯。”意即调取通信资料在现行法下无需通信令状,程序虽简便,但过度操作可能只会加重围绕侦查的不必要争论,因此不会草率判断。
事实上,围绕通信资料调取的争议由来已久。此前2012年也曾就《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当时为旧《电气通信事业法》第54条第3项)提出宪法诉愿,但未经审理即被驳回。4年后的2016年,民主社会律师会和参与连带等提出宪法诉愿,主张“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警察、检察等擅自收集通信资料的行为以及作为其依据的《电气通信事业法》第83条违宪”。但韩国宪法法院在案件移交审判5年后的今天仍在审理中。
代理该宪法诉愿案件的利工律师事务所律师Yang Hong-seok指出:“包含可借此接触各类信息的居民登录号码、地址、电话号码等的通信资料,在无令状情况下即被提供,这一过程本身就存在问题”,“甚至以书面形式发给移动通信公司等电气通信事业者的通信资料调取请求书上,有时都未明确写明依据。”他还强调:“尤其是若信息主体不主动申请,连被调取的事实都不会被告知”,“需要修改法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