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善于学习外国的经验。这种对与我们有诸多共同点的国家的狭隘态度是有害的。西欧在高端技术方面与我们同级。北欧的劳动生产率与我们几乎处于同等水平。然而欧洲的政策与制度与我们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仅仅考察由此产生的结果,就能学到许多东西。
首先,与美国相比,欧洲成功实现了疫情期间失业者重返职场。相反,美国正经历所谓“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事态。相当多的劳动者不再愿意接受新冠疫情前水平的工资。美国的就业人口比疫情前减少了400万人。但离职劳动者的比例创下新高。劳动者离职率是显示劳动市场需求超过供给状态的指标。实际上,随着寻找人手的雇主增多,工资正快速上涨。
或许可以从与欧洲的比较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大辞职大体上是局限于美国的特异现象。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成功实现了劳动者回归劳动市场。尤其是法国的人力市场比疫情前活跃得多。这种差异该如何解释?
“年长劳动者”是部分答案。就美国而言,55岁以上劳动者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出现了急剧下降的曲线。即使疫情导致的临时解雇结束后,其中相当多人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在劳动者退休年龄低于美国的法国,这种现象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包括丹麦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尽管年长劳动者比重远高于美国,却避开了大辞职事态。
另一个答案是美国与欧洲新冠支援方式的差异。美国在支援企业维持雇佣的同时,也着力向失业劳动者提供紧急失业补助。相反,欧洲依赖的是政府支援雇主不把未工作劳动者的名字从员工名册上删除的雇佣维持政策。
美国做法的问题如今已经清楚。完全没有证据表明紧急失业补助削弱了工作意愿。但欧洲的做法通过把劳动者维系在原有岗位上,实现了迅速重返职场。相反,美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过去的职场与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最终因此在就业恢复上遭遇困难。
最后,笔者的推测性假设是这样的:欧洲劳动者不参与美式大辞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美国劳动者那样厌恶自己的工作。
笔者的个人看法是,美国劳动者不愿重返过去的岗位,是因为疫情期间长时间的停工给了他们重新思考人生重大选择的机会。或许其中相当多人意识到,没必要非要回到被恶劣工作环境和低工资折磨的成色不足的岗位。一句话,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判断那不值得。当然,欧洲并非劳动者的天堂。但这里一些辛苦的低薪岗位,在大西洋对岸可能要稍微不那么可怕。代表性事例是提供20美元时薪和每年6周带薪休假的丹麦麦当劳。这或许属于极为例外的案例,但一般而言美国的职场以最低工资低、定期带薪休假与病假及育儿假近乎于无而闻名。或许美国岗位的不良性,正是让如此多劳动者不愿重返职场的一个因素。
美国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右派知识分子,早就接受了优质岗位会带来反效果的假设。理由是高劳动成本会缩减雇佣。但欧洲的情况表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即使在疫情前,许多欧洲国家在创造就业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成绩。例如法国核心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高于美国的水平。
而如今,在噩梦般的职场生活混乱的余波之中出台的亲劳动者政策,似乎也在帮助欧洲经济比美国更快地恢复就业。即便如此,你还确信我们无法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