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8 | 권구찬 기자

[观点]大选一结束就先换部门招牌…“难道就是干得好的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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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成功连任第三届的韩国国土交通部工会委员长崔炳旭,其第一号竞选承诺是“阻止大选后单方面的政府组织改编”。这似乎反映出,当时在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中,执政阵营各参选人纷纷承诺新设“住房部”,由此引发的对国土交通部被拆解的不安。国土交通部在朴槿惠政府时期被剥离了韩国海洋水产部,文在寅政府时期又将水资源管理职能移交给韩国环境部。若在此之上连住房职能也被剥离,国土交通部的存续本身都将受到威胁。可以说,住房政策在国土交通部内部的比重约占一半,这并不夸张。

#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7月发包了“通过组织诊断研究组织改编方案”的课题委托。产业通商资源部解释称“会根据政策环境变化定期委托研究课题”,但外界推测这是为应对下届政府的政府组织改编而开发应对逻辑之用。今年初以来,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为中心已提出新设“气候能源部”的主张,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也在初选过程中将其列为承诺。每逢新政府成立,产业通商资源部都因通商机构(通商交涉本部)被剥离、又被并回的反复过程而饱受折腾。

在第20届总统大选临近约三个月之际,总统候选人们的政府组织改编论令公职系统紧张不已。这是每到政权末期便必然重演的官场风景。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韩国企划财政部解体论。李在明近期直指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韩国企划财政部凭借预算权充当其他部门的上级机关,有必要将预算职能分离”。此前,他还针对反对向全体国民发放灾难补助金的韩国企划财政部表达不满,称“这个国家是韩国企划财政部的国家吗”。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则直接提到要将女性家族部改编为“两性平等部”。尹锡悦的竞选团队表示,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创造就业,将重新调整教育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及韩国雇佣劳动部等部分部门的职能,相关部门对此高度关注。此外,李在明还提出面向20—30岁群体新设“青年部”之论,由此有观测认为下届政府的组织改编幅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大。当然,这些改编设想能否原样实现还需进一步观察,但预计明年3月大选之后,相当多部门的命运将在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的桌面上被决定。

所谓“1987年体制”之后,新政权七次登场,政府组织每次都无例外地被推上手术台。组织改编的幅度在阵营间政权更替时比政权延续时更大。例如,以“小政府”为旗帜、追求大部门制的李明博政府废除了信息通信部、科学技术部、韩国海洋水产部、企划预算处、国政宣传处等多达5个部门。文在寅政府因未经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便成立,任期初期仅作了小幅改编,但后来又三次追加实施改编,包括新设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等。据此,下届政府的组织改编将是1948年建国以来的第66次。

历届政府为何每逢成立都把政府组织手术当作杀手法宝般挥舞?明知大学教授金炯俊(政治学)列举了两点。第一是抹去前任政府的色彩或试图与之区别化,第二是五年单任制政府的成果急躁症。金教授指出:“在没有对组织改编成果进行彻底检验的情况下,只做表面功夫改变硬件,结果下届政府又再推翻,恶性循环不断重复。”

如今的行政安全部一直是这种拼凑式改编的最大牺牲品。1998年将内务部与总务处合并而成的行政自治部,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改称行政安全部,朴槿惠政府时期以安全行政部起步,世越号惨案之后又回到行政自治部。在部门名称从“行自→行安→安行→行自→行安”这样跳舞的过程中,不仅普通国民,连公职系统都难以跟上部门名称的变化。这与美国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时的3个政府机构(国务部、战争部、财务部)中,国务部和财务部的名称沿用至今形成天壤之别。韩国行政研究院政府组织设计中心主任李廷海介绍称:“美国因议会层面的制衡,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联邦政府的机构和名称”,“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诞生的国土安全部是最近的一次改编。”

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政府组织固然不应落后于政策环境变化,但每逢政权更替就“不问缘由”式地改编并不可取。改编组织与职能、更换部门招牌,并不意味着新政府的国政哲学与愿景就能得到切实实现。首尔大学行政研究生院教授金东旭诊断称:“把政府组织东拼西凑或拆分的改编工作,从公布到立法、实施、定型过程中的混乱与矛盾,几乎没有取得当初预期成果的案例。”以“创造经济”为旗帜的朴槿惠政府新设未来创造科学部,被视为“为改编而改编”的代表作。也有怀疑论认为,正如“青瓦台政府”一说,青瓦台充当各部门的主人、把主要政策攥在手里,部门职能与名称改编还有什么意义?金东旭教授诊断称:“本届政府最大的失政——房地产政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高举理念的青瓦台一意独行。”

反而,一旦陷入“为改编而改编”,副作用可能更大。因为这不仅损害政策一致性,还会引发公职系统的混乱和组织内部矛盾,从而降低行政服务质量。金炯俊教授指出:“在五年单任总统制下,就任后的第一年是左右政权成败的最重要时期,却可能因组织改编的后遗症而白白浪费”,“如果确有必要,度过执政第一年后再实施组织改编也不算晚。”事实上,围绕政府组织法改编的朝野矛盾常常造成新政府的国政空白。从文在寅政府以内的最近4届政府看,政府组织法从提交国会到获得通过所需的时间最长51天、最短32天。延世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文明载表示:“如果无法判断成果确定,最好从现有部门的职能调整中寻找替代方案,并将硬件改编最小化。”

那么,历届政府的组织改编是否改善了政府的效率和竞争力?管制与各自为政行政的痼疾几乎没有改善,反而导致行政部门臃肿化。甚至连高举“小政府”的李明博政府,在任期末期也增加了公务员人数。每年诊断国家竞争力的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评估结果颇具启示。在6月IMD的评估中,韩国的国家竞争力在64个国家中位列第23位,但作为四大领域之一的政府效率仅排第34位。以WEF的标准看则更为明确。在因新冠疫情而中断之前的2019年评估中,韩国综合排名在141个国家中位列第13位。但政府管制负担第89位、政府政策稳定性第76位、法律体系效率第45位、政府中长期战略第39位等,都是令人羞愧的真实面貌。中央大学公共人才学部教授赵成汉强调:“要打造会做事的政府,与其改变硬件,不如集中于政府运营革新、提升公务员专业性、人事革新等软件改革。”

━ 金融政策与监管一元化之后,“财阀官僚”人头翻了一倍 ◆韩国金融委员会的帕金森定律

“公务员组织和人员与业务量无关地不断膨胀”的帕金森定律,大体也适用于金融委员会。金融委员会是2008年李明博政府时期成立的合议制中央行政机关,由财政经济部金融政策局与金融监督委员会合并而成。设立宗旨是政策与监管的一元化。当时,财政经济部与企划预算处结合,蜕变为如今的韩国企划财政部。

金融委员会的事务机构起初十分精简。根据《金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组织规程》,2008年成立时,事务处长(一级)之下的实务局长级机构(除发言人、企划协调官外)仅有金融政策局、金融服务局和资本市场政策官等3个。但成立仅一年,就把金融服务局下属的资本市场政策官升格为资本市场局,随后又以各种名义设立XX政策官、OO团之类的局长级机构,不断扩充体量。本届政府以来,金融消费者保护局、青年政策科、金融新政科等契合政权需要的机构也相继新设。目前金融实务型局长级职位达6个,此外还另有金融集团监管革新团等3个局长级临时机构。随着组织臃肿化,也有议论称过去由科长负责的业务如今由局长或政策官担当。

机构新设会带来定员增加。根据行政安全部按中央行政机关统计的定员现状,起步时为151人的金融委员会人头目前约为320人。12年间增加了一倍。相比同期定员增长约30%的恐龙部门韩国企划财政部,堪称神功境界。若再往前追溯,1999年成立的金融监督委员会时期,事务机构定员仅33人。不少分析认为,每逢新政府成立,金融委员会都像神算一样准确读出政权的“金融政策密码”,并擅长在大型金融事故发生后以时滞补强组织与人力。世宗市官场人士人人羡慕金融委员会,原因并不仅仅是其所在地在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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