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是李克强占优,最终的博弈还要看。”这是当地一位外交人士在看到本月6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决定后的说法。据通报当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在协调中国明年经济政策的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两天,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把‘稳’字放在最优先位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看法明显趋于温和。与去年同期政治局会议出台夹杂着“监管”“限制”“抑制”等表述的决定形成对比。也就是说,一直强调共产党意识形态和红色监管的习近平的主张有所后退,而以经济优先为主张的李克强的声音得到了反映。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放缓相当严重。
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含糊不清的关系是权力排名第一的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与排名第二的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目前总书记是习近平,总理是李克强。在中国,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与总理的关系,与在总统制下设有总理的韩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大不相同。并不是由选举中当选的总统任命“信得过”的人为总理的方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英语为president)”是名义上的职位,实权不多。只是因为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总统是国家元首,中国也设立了与之相应的职务。中国历史上没有国家主席的时期也不少。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的中国,最高权力者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目前总书记作为当然职务兼任国家主席。
这种总书记—总理体制是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作品。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人的反抗是共产党长期统治的最大威胁,于是决定建立“集体领导(中文为集體領導)体制”,并让这个“集体”由不同派系构成。中国派系大致被称为太子党、上海帮、北京帮、甘肃帮、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派等,意在让他们均分权力。众所周知,中国权力者是由前任选择后任的体制,与通过选举选出领导人的韩国等民主国家方式不同。
1992年成为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与当时的总理(第1期)李鹏不仅派系不同,彼此也并不喜欢对方。但政权还是奇妙地得以维持。这是由于邓小平这一元老集团的压力,以及共产党高层要维持寡头体制的目标。2002年的总书记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也是如此。与出身共青团派的胡锦涛不同,温家宝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出身,属于甘肃帮。
这种趋势在习近平时代也得以延续。习近平得到江泽民派的支持,属于广义上的太子党、上海帮系列,而李克强则是胡锦涛共青团派的直系。正如前任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关系不佳一样,他们的接班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关系也难说良好。
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总理权限相对较强。这是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并非经济专家,而且忠实执行了邓小平关于权力分享、集体领导的指示。江泽民时期的朱镕基总理(第2期)和胡锦涛时期的温家宝总理都推行了各自独立的经济政策。胡锦涛时代也被另称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至少在经济层面,温家宝的影响力就是如此之大。
总理的权限问题在习近平时代大幅凸显。弱化集体领导、强化个人权力的习近平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力分给总理。
这里需要考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大体分为共产党和国务院。我们所理解的“政府”在中国就是国务院。国务院之下设有经济部门、外交部门、社会部门等。国务院的首长正是总理。
共产党在上方操控国务院。中国是党—国体制,党高于政府。因此共产党总书记的位置高于国务院总理。例如国务院外交部长是王毅,他在形式上受共产党负责外交的杨洁篪指挥。实际外交过程中则略显含糊。与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场合由王毅负责,只有美国事务由杨洁篪亲自处理。如果在其他外交场合需要杨洁篪亲自出面时,对口方也不是外长。最近杨洁篪在天津会见的人并非外交部长郑义溶,而是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徐薰。
由于是共产党指挥政府(国务院)的形式,有时也会出现问题。原本国务院负责政府事务,共产党负责党务(意识形态)。但因为存在层级,共产党的话语权更大。这意味着国务院不过是共产党决定的执行机构。当然,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共产党,其成员本身都是共产党员。但在同一领域,党内地位更高的人权力更大。如前所述,在外交领域杨洁篪是政治局委员(定员25人),排名远高于中央委员(204人)的王毅。
结果这就是总理角色变得含糊的原因。按惯例,国务院总理负责国内经济和社会等事务。共产党总书记除党务外还负责外交(作为国家主席)和国防(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当然这只是原则如此,最终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关系。如果总书记尊重总理的角色,总理的作用就会变大。反之,如果总书记干涉总理的行动,总理的作用就会不断缩小。目前的情况接近后者。无论经济还是社会问题,随着习近平影响力增强,李克强总理的地位持续缩小。这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延续此前胡锦涛—温家宝体制的惯性,2012年习近平—李克强体制首次登场时,李克强也曾表现出干劲。随着尊重市场的改革推进,还出现了“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一词。但这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习近平以“新常态(New normal)”为口号强化了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经济政策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转移到共产党,李克强的作用也随之缩小。这一趋势持续至今,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强化到足以瓦解“集体领导”体制的程度。
期间李克强也并非毫无反弹。基本理由是经济属于总理的权限。这是邓小平划定的规则。典型事例是去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李克强所说的“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在1000元(约18万韩元)以下”。意思是中国经济状况就是这么差。但这一事件损伤了习近平关于已成功脱贫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自信。此后传出习近平身边人士对此不满的消息。
对外显性化的冲突是“地摊商贩”争议。去年年末在新冠疫情恶化的形势下,李克强表示地摊商贩能够带来经济活力,着手推动其活跃。这也是中国经济不佳的一个信号。所谓“地摊经济”一时流行。但随即首都北京宣布以“违法”为由大规模整治地摊商贩。北京市共产党书记蔡奇是习近平派的一员。此后地摊经济的说法就销声匿迹。
在总书记与总理这种含糊不清的关系之下,双方时有冲突却仍能勉强并立,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总书记与总理各自代表派系。李克强总理是前总书记胡锦涛领导的共青团派直系。习近平若要排挤李克强,就等于把整个共青团派当成敌人,尤其是背叛了把总书记位置交给自己的胡锦涛。习近平只能暂且忍耐。
最近中国的经济放缓扩大了李克强的活动范围。习近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由,强化对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监管。这夺走了市场活力,使社会趋于僵化。监管越多,市场主体的活动就越萎缩。
最近大幅凸显的煤炭乱局具有象征意义。为配合习近平对外宣布的“2060年碳中和”,煤炭减产推进过度,随后自今年9月起爆发为全国性电力短缺。不仅中国国内企业,市民的不满也随之扩大。最终李克强表示不能搞“运动式”做法,并督促煤炭增产,三四个月内电力短缺几近解决。习近平则失了面子。
最近接连举行的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十九届六中全会)、政治局会议以及8日开始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以“稳”为目标着手刺激经济,也是因为必须重振经济活力这种李克强式的观点增强了。
今年以来,为稳定住房价格而抑制房地产贷款、监管大型科技企业、禁止课外辅导、低碳转型等习近平式结构改革导致经济放缓的不满不断扩散。也就是说,对于必须先救经济这一点,习近平也无法反对。
那么未来会怎样?当地的预测是结果已经出来了。习近平预计将在明年秋季举行的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上推动第三次连任。即以5年任期第三次执政、持续15年。这打破了此前江泽民和胡锦涛连任两届、各执政10年后退下的惯例。相反,李克强在连任两届、10年任期结束后从总理位置退下已成定局。最终这等于表明习近平是“所有者”。
随着习近平的长期执政,总书记与总理的关系预计也会改变。总书记与总理应出自不同派系、共同实行集体领导这一延续30多年的惯例正在动摇。若下任总理出自习近平派,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将进一步强化。而总理对抗总书记的事件将不会发生。习近平派的领跑者据悉是重庆市书记陈敏尔。
若总理出自非习近平派,集体领导好歹还能维持。非习近平派的下任第一顺位是副总理胡春华。胡副总理与李克强总理同属共青团派。
正如第三次历史决议所明确的,中国最近大幅减少使用“集体领导”这一表述,主要使用“集中统一领导(集中統一領導)”。这暗示由多种派系构成的集体领导体制存在崩塌的可能性。
/北京=特派记者 崔守文 chs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