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7 | 안경진 기자

[转盘]请允许依法利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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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畅销书、阿尔文·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书中内容新颖而富有冲击力,以致我尽管英语水平不足,还是买来原著重读,这段记忆至今仍很清晰。知识将成为权力之源、跨国企业将比国家更强大的主张,当时听来非常陌生。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不得不为作者惊人的洞察力而叹服。“FAANG”(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或“MAGA”(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多于不少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些企业把总部设在哪里已成为各方极为关注的焦点,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强。正因如此,最近才通过多边税收协议将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到15%以上,并决定引入数字税。

它们的力量从何而来?在于通过平台广泛收集、分析信息从而掌握知识,并将其用于营销,甚至预测信息主体的行为。它们垄断性地收集、利用着构成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权力之源——知识的基础的信息。相较于单个国家无法跨越国境之墙,它们却在自由地跨越国境。人们对国家收集个人各类信息表现出强烈的抵触,但对一般企业收集、分析和利用个人信息的反感却较弱。对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通过PRISM项目收集民间人士信息和监视的行为,全世界都曾愤怒,但对日常发生的通过谷歌搜索以营销为名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却并不太当作问题。在信息成为权力之源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霸权之争被凸显,而信息主体的意愿和利益似乎未被重视,令人遗憾。现状并非积极反映信息主体的意愿,而只是停留在把“信息主体的同意”当作国家或企业收集、提供、利用信息的免罪符这样一种结构。

敏感的医疗信息也没有太大差别。应以不侵犯特定人的隐私、不用于投保、就业等歧视为前提,积极反映信息主体的意愿。也需要建立这样的制度:若信息主体愿意,可将自己的信息匿名化后捐赠,用于医学或产业发展。还应研究以直接补偿信息主体来替代征收数字税的结构。此外,当信息收集、利用主体实施违法行为需予处罚时,除刑事处罚外,还应准备惩罚性损害赔偿等切实有效的制裁手段。

在IMF国家危机之际连衣柜里的黄金都拿出来的国民中,我想为了通过医学与制药发展促进全体国民健康以及产业发展,愿意接受以无法辨识特定个人的形式提供信息的人不会少。尽管信息收集和利用极为迫切,却因缺乏或薄弱的合法程序,只让暗地里的流通渠道不断增多。虽然有些晚,但去年通过立法,MyData业务正在金融、医疗等多个领域制度化。希望在尚处初期的现阶段,制度的设计与构建能朝着积极反映信息主体意愿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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