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年,劳动基准法制定就满70年了。有必要根据产业结构、劳动形态的变化加以修改。(出于社会共识等原因)我认为眼下难以实现,但(政府也)正在思考70周年的愿景。”
2023年,韩国劳动法的根基——劳动基准法将迎来制定70周年。劳动基准法如第一条“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所示,包含了劳动者应享有的最低限度权利和劳资关系的基本事项。然而,70多年前的标准无法反映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产业崛起、劳动形态变化等劳动市场现实。这也是现行劳动基准法被评价为“工厂时代的劳动法”却鲜有异议的原因。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安庚德1日在首尔地方雇佣劳动厅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传统的劳动者概念正在完全改变”,并提到现行劳动法需要根本性变革。
分管雇佣与劳动的安长官面前,待解难题堆积如山。青年人抱怨没有理想的工作岗位,新冠疫情后经营困难加剧,企业的用工能力进一步恶化。从明年1月起,导致重大产业灾害的企业所有人和经营责任人可能被刑事处罚的重大灾害法也将施行,产业界忧虑颇深。大选临近,劳动界的声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安长官表示:“劳动问题最难的地方在于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持续与对方见面、倾听,理解‘对方与我不同’非常重要。”意即在政策决断的坚定之外,也需要说服和协调利益相关方的细致。/对谈=社会部部长金正坤 mckids@sedaily.com
5月安长官被任命为雇佣劳动部长官时,不仅经营界,劳动界也罕见地发表了欢迎评论。安长官在就任前担任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常任委员期间,促成了弹性工作制单位期间扩大(3个月→6个月)、劳资政共克新冠危机协约等成果。
安长官表示:“30年公职生涯中最艰难的部分是涉及劳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太多”,“与过去相比,劳动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产生了更多利害关系。”他接着强调:“劳动界、经营界、政府都应认识到‘对方与我想法不同’并变得成熟”,“社会对话并非什么宏大之事,而是持续地见面。”他认为,贯穿劳资关系的核心议题——劳动改革,最终也要通过劳资政之间的社会对话与共识达成大妥协才能实现。
那么安长官对劳动改革的想法如何?德国、瑞典等劳动先进国通过确保劳动灵活性解决了失业和经济衰退问题。但韩国被困在“劳动灵活性=解雇”的框架中,连尝试讨论都很困难。正因如此,正式职与非正式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割裂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愈发固化。对于劳动灵活化,安长官表示“在新冠危机等现状下谈论为时过早”,同时说明“(文在寅)政府是想在把就业安全网织密之后再考虑劳动灵活性。”
实际上,文在寅政府以来,以特殊形态劳动从业者为中心,可加入雇佣保险的行业有所增加,今年还新设了面向脆弱群体的失业扶助制度——国民就业支援制度。安长官表示:“在社会安全网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推行劳动灵活化,会打破劳资均衡”,“现政府期间社会安全网已相当强化,下届政府应该可以就(劳动灵活性)展开讨论。”
劳动改革讨论的起点是对工会的态度。以致出现“贵族工会”一说,不少声音担忧成长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巨型工会既得利益化。安长官认为今年“MZ一代(千禧一代+Z一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出生)”工会的出现是有意义的变化。MZ一代工会不像既有工会那样追求延长退休年龄,而是追求公正的报偿与竞争。安长官说:“MZ一代工会的出现,是因为既有工会未能代表MZ一代的利益”,“在公正性方面,既有工会有很多需要反省之处。”他接着强调:“既有工会也应接受MZ一代所追求的方向”,“甚至有人评价其为‘他们自己的联盟’,工会也应更多思考(在我们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安长官在6月就任后的首次记者座谈会上,谨慎地提出了修改劳动法的议题。他当时就劳动基准法修改表示:“到了应该研究将其适用于5人以下事业场所的时候。”对5人以下事业场所的法律保护,其必要性获得认同,但适用场所的困难也显而易见,属于争议性议题。以2019年为准,全体劳动者中每5人就有1人在5人以下事业场所工作。安长官再次提到:“在工作时间、休息日、津贴、职场霸凌、解雇限制等所有环境中,条件最恶劣的劳动者得不到保护”,“小微事业场所负担可能较大,但至少到了应该开始社会讨论的时候。”
安长官的思考与整体劳动环境的急速变化紧密相连。他表明劳动基准法需要变革也是同理。产业改变,岗位首先随之改变。今年雇佣劳动部调查显示,从事配送、送货、烹饪等的平台从业者达220万人。占全体就业者2588万人的8.5%,增速迅猛。但对于如何保护、保护到何种程度,意见仍不一。政府和执政党视为保护平台从业者第一步的相关立法,眼下年内完成立法也已困难。安长官高声表示:“平台保护法应尽快立法”,“执政党与在野党都认同立法的必要性。”
到明年1月,造成重大灾害的经营者和经营责任人可能被拘留的重大灾害法将开始施行。经营界甚至给出“令人恐惧”的评价。因为要投入多大程度的人力和费用才能建立安全保健管理体系实在难以捉摸。安长官说明:“作为制定母法所定施行令的雇佣劳动部,虽有局限,但已尽最大努力具体化”,“法律施行之后也将与现场沟通,思考补充完善等。”
雇佣劳动部举办重大灾害法说明会,还制作了指南和解说书,努力提高国民的理解度。安长官表示:“重大灾害法的目的不是处罚,而是减少死亡事故”,“只要遵守施行令中规定的安全保健管理体系七项事项,就不会像担忧的那样受到处罚。”安全保健管理体系的核心是经营者抱有打造安全工作场所的意志,与劳动者一起先行发现并改善危险因素。雇佣劳动部还将明年的工伤预防预算增至1.0922万亿韩元,规模为历来最大。与2019年(3644亿韩元)相比,激增约200%。预算大部分用于改善制造业老旧危险工序的项目和重大灾害法咨询。安长官表示:“只要企业有意愿,就可以免费获得重大灾害法咨询。”
安长官还表示,作为长官在任期内一定要解决的事情同样是减少重大灾害。雇佣劳动部从7月至11月开展的“现场检查日”已迎来第10次。全国劳动支厅的产业监督官亲自走访建筑工地,从安全帽佩戴到设施危险一一指导。安长官惋惜地说:“去年死亡工伤中有一半是坠落、卷入之类,只要遵守基本安全守则就能预防的事故。”他接着表示:“从就任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至少要减少死亡工伤”,“我认为到明年上半年是减少重大灾害的‘黄金时间’。”
被问及青年就业的解决之道时,安长官把椅子紧紧拉向桌边。安长官说明:“虽然就业指标不错,但在现场遇到的青年们并无切身感受”,“归根结底是没有好岗位。”安长官强调将把政策力量投入到增加优质岗位上。安长官就任以来,雇佣劳动部为增加青年的工作经验,与企业合作推出多种项目,还免费提供面试支持。
特别是,安长官认为地方消亡现象导致就业危机严重,并首次公开了正在构想的方案。安长官表示:“计划从明年起实施对地方自治团体推动青年就业的努力给予激励的方案”,“正在构想的方式是,地方政府制定就业对策后由雇佣劳动部评估,并在支援项目中给予加分。”他解释背景说:“即便就业培训做得再好,企业都集中在首都圈,照此下去无法解决地方的就业危机。”
◇He is...
△1963年江原洪川出生 △1982年春川高中毕业 △1989年韩国外国语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毕业 △1989年行政高等考试第33届 △2010年总统秘书室雇佣劳资秘书官室首席行政官 △2011年韩国雇佣劳动部发言人 △2011年中部地方雇佣劳动厅厅长 △2014年雇佣劳动部工伤预防补偿政策局局长 △2016年首尔地方雇佣劳动厅厅长 △2017年雇佣劳动部劳动政策室室长 △2019年雇佣劳动部企划调整室室长 △2019年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常任委员 △2021年5月~ 雇佣劳动部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