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时代带来的日常变化之一,是线上交易激增。消费者可以在网上轻松比较自己想要商品的价格,通过用户评价一定程度上获取商品质量信息,最终依据“性价比”决定是否购买。世界各国也把这一做法应用到医疗服务上。新加坡医院的挂号台像餐厅菜单一样张贴着非保险给付价格表。在澳大利亚,所有非保险给付价格由政府决定并公布在官网上,未经政府事先批准,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对健康保险患者实施非保险给付诊疗。
在数字革命不断推进的今天,韩国却有一个领域完全无法获知商品价格信息。那就是健康保险非保险给付医疗服务。姑且不论医疗质量,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自己想要的医疗服务由哪家医疗机构以多少钱提供。只有在诊疗后接到单方面开出的账单时,才终于知道非保险给付价格。消费者对非保险给付价格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没有价格信息,也就无法做出理性决策。
医疗服务具有其他商品或服务所没有的独特社会经济特征,即所谓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垄断。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非常专业,集中在医生手中,普通人难以真正了解。因此患者在就诊时只能接受医生的建议,而医生基于执业许可制度的垄断权,可以轻易对非保险给付诊疗费行使垄断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自2013年以来经过长期准备,决定从今年起对包括社区诊所在内的全国7万余家医疗机构的600余个非保险给付项目的价格进行调查并公开。尽管医疗界反对声不小,但根据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9月公开的非保险给付资料,消费者负担的最低价格与最高价格之间的差距远超一般人预想,颇为令人震惊。
调查显示,无创产前检查最低14万韩元、最高132万韩元,相差10倍;可调节人工晶体最低25万韩元、最高831万韩元,相差33倍;手法治疗最低2000韩元、最高50万韩元,相差250倍;牙科牙冠最低5万韩元、最高360万韩元,相差72倍;韩医经穴药针术最低300韩元、最高20万韩元,竟相差667倍。不能排除因医疗机构类型和价格差异而存在相应医疗服务质量差异的可能性。但即便考虑这一点,也远不足以解释如此巨大的价格差距。
如果非保险给付价格得不到系统管理,患者的医疗费负担将极不确定,过度诊疗可能泛滥。尤其是无论健康保险的保障范围如何扩大,保障率都只能原地踏步。因此发达国家禁止对公共保险患者实施未经政府事先批准的非保险给付诊疗,几乎所有非保险给付的价格和信息都由政府决定并公开。
此次改进的另一项制度,是医疗机构须就非保险给付价格事先向患者充分说明并取得患者同意的条款。不免有些迟到之感,因为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实施的制度。但韩国从现在起终于引入非保险给付诊疗费事先说明制度,仍令人鼓舞。
另一方面,还需持续努力挖掘能为作为医疗使用者的国民提供实质帮助的信息,如社会关注度高的主要手术或分病种总诊疗费信息等,并完善非保险给付价格公开制度。期待通过非保险给付诊疗费管理走向先进化的最后一步——非保险给付价格标准化,使保护消费者的保健医疗政策再向前迈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