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纳德·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前、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活跃的1997年的事。特朗普在纽约曼哈顿西北侧、中央公园西侧新建了一栋四面覆以黄褐色反射玻璃的华丽高档公寓,并展开大规模宣传。他尤其着力宣传“中央公园西1号”这一“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地址”。事实上原本的地址并非如此,而是“哥伦布环岛15号”,但特朗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向纽约市申请变更地址。因为当时“哥伦布环岛”不仅因交通拥堵而声名不佳,而且“中央公园”这一地址本身就暗示着景观优越、价值不凡。有趣(?)的是,特朗普的这栋楼很快也丢掉了那个“地址”——几年后时代华纳在其正后方建起新的高层建筑,取名“One Central Park”。那栋楼实际地址同样是“哥伦布环岛25号”。纽约市以“特价1.1万美元”向每位房地产开发商出售一次地址变更申请权。
纽约早在150年前就运用过这种“地址营销”的心理战。为清除西区的“棚户区”,地区协会支持房地产开发,把以数字命名的街道按“新设立的州的高雅名字”改名为“蒙大拿广场”“亚利桑那广场”等,还借用伦敦繁华街区的名字定名为“西区大道”。“街道名成为最早的绅士化(老旧城区被活化、新人口流入而使原有低收入原住民被挤出的现象)手法之一”,取了奢华名字的地方也就成了奢华的街道。
新书《地址的故事》探寻地址的起源与历史,并探究地址体系与街道名称中蕴含的各种社会政治议题。由于“我住在哪里说明我是谁”这一象征价值,政治经济学便沿着地址运作。
正如世界上房价最贵的纽约的案例,路名与身份认同及财富相连。据称在美国,地址中含有“lake(湖)”的住宅比全部住宅价格的中位数高出16%;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名字粗俗的街道上,建筑价格比其他街道低20%。
中世纪英国的街道名多取自铁匠铺、肉铺、市场。因为找到位置很重要,人们便把显眼的对象与地址联系起来。据说“阿门角”得名于绕行圣保罗大教堂时,在该处祈祷结束会说一声“阿门”。随着近代国家的出现,为了征税、兵力东远集团等目的,需要能够确认身份的市民,“市民必须以可记录的姓名和地址登记入土地簿册”。1800年代成长为世界最大城市的伦敦没有指定街道名称的中央机构,便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私营公司。这些公司的想象力乏善可陈。1853年伦敦有37条国王街、27条王后街,阿尔伯特街和维多利亚街各25条,公主街22条,公爵街17条。15年后的伦敦街名调查显示,名为玛丽的街道有35条,伊丽莎白街58条,查尔斯64条,詹姆斯47条。也就是把官职名或建筑商家族成员的名字用作了街名。
与这般草率取名不同,也有革命之后因政治原因更改街名的情形。伊朗德黑兰有一条“博比·桑兹街”。曾是对抗英国政府的武装斗争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北爱尔兰人博比·桑兹被关进英国监狱,绝食抗争66天后离世。这刺激了伊朗人对助推独裁政府成立的英国的反感,进而演变为在英国大使馆附近的路名上涂写“博比·桑兹街”的示威(?),最终成为正式路名。英国大使馆不得不把出入口迁到另一侧街道,以避开以宿敌之名命名的博比·桑兹街。
街道名也曾充当政治宣传工具。德国农村地区有许多犹太人聚居的“犹太人街”,但在纳粹时期随着以希特勒命名的街道出现而被一律更改,后来又得以恢复。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何人之名重新命名街道,就能预见东德与西德的分裂。
这正是地方社会的领导者们热衷于取路名的原因。作者说:“路名是关于身份认同与财富的问题,也是种族问题”,“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关于决定谁重要、谁不重要以及为何重要的‘权力’问题。”
韩国的地址故事与日本一起被简短提及。在西方人看来,没有路名的日本很难找路,因为17世纪时以长方形的“町”划分小区块,并不特别需要路名。地址体系不以路名而以以区块为中心的门牌号来使用,2011年以前的韩国也是如此。作者还从在一个格子里成块书写文字的文字体系的特殊性来加以解读。重要的是,地址超越了单纯指定位置的手段,蕴含着许多东西。1.8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