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出,韩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自2012年以后大幅扩大的原因,在于核心储蓄人口(45~64岁)比重上升以及快速老龄化导致储蓄增加。由于人口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即便新冠疫情结束,经常项目顺差也不会在短期内缩小,但可能在长期内逐步减少。
30日,韩国银行调查局通过《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因素分析》报告表示:“近期经常项目顺差幅度扩大,估计大部分源于中长期因素。”报告解释称,相比经济景气走势或国际油价等一时性因素,老龄化等长期因素以及对外净资产转为正值、良好的财政收支、全球价值链(GVC)参与扩大等中期因素作用更大。
韩国经常项目自2000年以来持续保持顺差,并自2012年起顺差幅度扩大。经常项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2000~2011年间的1.5%上升至2012~2021年间的5%左右,上升约3.5个百分点。这与日本、中国、东盟五国等主要顺差国在2012年以后顺差幅度缩小的情形不同。
经常项目与储蓄和投资之差存在恒等关系,因此受经济主体储蓄或投资行为影响。个人在中壮年时期储蓄并在老年作为消费来源使用,因此中壮年比重越高,经常项目越改善;幼年和老年比重越高,经常项目越恶化。韩国核心储蓄人口比重自2015年以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经常项目顺差扩大的因素,预期寿命延长和快速老龄化也提高了为养老而储蓄的动机。
从中期看,随着商品收支持续顺差,对外净资产逐步积累,海外投资收益流入等使初次收入收支得到改善。韩国自2011年起初次收入收支转为顺差。此外,GVC参与扩大也提升了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使收入(储蓄)增加,优于发达国家的财政收支也有助于经常项目改善。不过,国内外景气或贸易条件等景气因素、是否具备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等金融因素的影响则不大。
韩国银行将2018年以后的经常项目顺差大部分归因于中长期因素。问题在于,从韩国人口结构变化看,人口结构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贡献度将在长期内逐步缩小,即人口结构的顺差贡献度目前已达到顶点。韩国银行国际贸易组科长朱旭表示:“从今后10~20年的长期视角看,由于快速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当前顺差主要因素——人口结构和财政收支的顺差贡献度将逐步缩小”,“经常项目过度顺差有必要缓解,但从对外依存度高的非储备货币国特性看,顺差基调将有助于提升对外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