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9 | 박민영 기자

[黎明]孤立正在杀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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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曾在杀死我。”

高尔夫明星巴巴·沃森(43岁,美国)在最近出版的自传《起与落:在人生这条球场上的胜利与挣扎》中如此坦白。

左手球员沃森的挥杆与标准动作相去甚远,但他是在被视为最高级别大满贯赛事的大师赛中两度夺冠、在美国职业高尔夫球(PGA)巡回赛累计12胜的顶尖选手。他不仅拥有爆发式的长打和不拘一格的打球风格,还收养并养育两个孩子、运营慈善基金会,兼具温暖的人性一面。

这样的沃森却说自己差点因高尔夫而死,缘由如下。2017年他开始掉体重,瘦了13公斤,他想起因喉癌于2010年骨瘦如柴离世的父亲的模样,被死亡的恐惧笼罩。但医生诊断结果是“没有异常”。他写道:“对奖金排名、世界排名、采访、恶意评论等的不安与压力正在啃食我的灵魂。”

沃森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沟通”与“开放”。通过与妻子安吉的对话,他意识到缠住自己的不安与压力引发了腹痛和体重下降。当他明白可以向妻子、朋友、同事谈论人生的好与坏时,体重开始回来了。

损害沃森精神健康的是不安与压力,但根本原因可以说是“孤立”。人不可能没有不安与恐惧。应对方式决定了其对身心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强度。

现代人生活在多样而多重的关系中,但能敞开心扉的对象并不多。在高度的成绩至上主义和物质万能主义弥漫的我们社会,其成员的孤立感和孤独感已超过危险水位。以去年为准,我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23.5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平均10.9人的两倍以上,这一“自杀率第一”的耻辱名号离开孤立便难以解释。与上年相比,20多岁上升12.8%、10多岁上升9.4%、30多岁上升0.7%,30岁以下人群自杀率上升更令人担忧。

个人的孤立并不仅止于私人问题。孤立会杀死社会。精神分析学家兼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其著作《逃避自由》中写道:“自由给近代人带来了独立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使个人孤立,并因此使个人成为不安而无力的存在。”

按弗洛姆所说,作为获得自由的代价而被孤立的人,为摆脱孤立感和无力感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是权威主义、破坏性、自动趋同等。依附权威、交出自己与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使民主主义陷入危机,并招来极权主义。据称,若追求成长与生存的生活被压抑,生命的能量便会变为破坏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甚至会走向消灭对象和自身。自动趋同是完全接受文化模式等外部因素,其结果不仅是忘却孤独与不安,甚至连自我也会丧失。

当今我们的社会看起来与近代并无太大不同。个人丧失自我、个性与判断力,极易被权威、阵营逻辑、性别议题、流行等裹挟。以极端选择或暴力来解决处境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逃离孤立的挣扎。

弗洛姆提出摆脱孤立的方法是爱与工作这种“自发性活动”。这可以理解为:不要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被不安、孤独、压力操控,而应主动走向开放与沟通,维持自尊。当然,社会性照护之类的机制也有必要,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些并不足以承担每个人的孤立与精神健康问题。若觉得弗洛姆的话难懂,那么曾经历谷底的沃森的话如何?“与身边人的分享给了我自由,所以现在我决定,什么都拿出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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