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2020年7·10对策立法化的结果显现:最高6%的税率、公示价格的现实化及公正市场价额比率上调,尤其是住宅价格暴涨的效果相互叠加,以金额形式表现的缴税通知书被送达。当事人被这一冲击震得不知所措,而政府则以“综合不动产税的冲击只由全体国民中的2%承担,其余98%不受影响”的分化逻辑加以合理化。然而其余波并不小,今后会对大选政局产生何种影响也确实令人关注。
相关报道中,一位收到2亿韩元以上综合不动产税通知书的20多岁青年的故事含义深远。故事的起因是从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的20套多户住宅。由于以jeonse房源为主,似乎月租收入也不多。在本人意志之外成了多房持有者,又因政策失败导致住宅价格暴涨,而且不论当事人如何迫切都无法出售住宅,真是四面楚歌的处境。若可能他会尝试出售,但很难找到愿意背上多房持有者枷锁去购买多户住宅的买家。无房者也在等待公寓“彩票式”认购,不会白白把自己的认购资格用于购买多户住宅。眼下这位年轻人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上调月租,以填补至少一部分必须承担的综合不动产税。
事实上,7·10对策之后,此前一直稳定的月租在首尔已暴涨10%以上。考虑到同期还伴随着有助于引导租金稳定的降息,就不得不承认其中存在综合不动产税负担增加和jeonse、月租上限制的影响。财产税向租金转嫁的效应,并不是需要费力证明的特殊命题,而是无需证明的普遍机制。那么这种转嫁效应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首尔市综合不动产税课税额在2021年增加了1.6万亿韩元。其中,若将影响出租住宅的多房持有者的综合不动产税负担设定为八成左右,则约为1.3万亿韩元。在居住于集体住宅的250万户中,适用首尔市jeonse及月租住户比率55%,假定为受综合不动产税影响的承租户,则为138万户。若这些住户平均每月被上调月租5万韩元(每年60万韩元),则社会性月租负担增加总额为8280亿韩元,持有税的转嫁效应超过60%。这只是粗略的描摹性分析,但考虑到最近一年首尔市公寓月租涨幅达到10%,可以认识到综合不动产税向租金转嫁的效应不是可以无视的问题。
上述案例正是通过持有多户住宅从事出租业可能变成亏本生意的写实例证。从长期来看,这会使民间出租住宅的供给萎缩。实际上,受政府管控较少的平民民间出租住宅——多户住宅的审批量,在文在寅政府时期从5万户急剧减少至2万户水平。最终在长期格局中,供给萎缩现象将导致把已分家的子女叫回来合住,以及再次出现租房寄居的局面。
本届政府提出的综合不动产税目的,是稳定住宅市场价格并取得收入再分配效果。由于过度的差别化持有税负担,引发了高价住宅价格暴涨的气球效应,把首都圈整体住宅价格推高,因此价格稳定效果早已无从谈起。综合不动产税负担增加最终归结为平民的居住费负担,因此第二个目的也难以达成。这是得不偿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