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着手推动青年就业。金富谦国务总理就任后,政府正通过与大企业缔结伙伴关系,积极推进“青年希望ON”项目。参与该项目的有三星集团、LG、现代汽车、SK、浦项集团、KT等6家集团。由此,大企业承诺未来三年创造的岗位达17.9万个。
政府之所以要求企业扩大就业,是因为青年所处的境况十分迫切。据韩国经济研究院数据,韩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75.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仅排第31位。因找不到工作而“单纯休息”的大学毕业青年占20.3%,在OECD国家中位列第三高。考虑到这一现实,通过扩大雇佣帮助青年进入社会的宗旨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创造岗位的方式。要使岗位可持续,首先必须为民营企业营造能够自主扩大雇佣的氛围。然而韩国的情况如何?由于倒行逆施的劳动政策,企业不仅无法增加招聘,甚至连原有员工都不得不裁减。过去五年,文在寅政府的劳动政策只是加重了企业负担。不顾企业实际情况大幅上调最低工资,又施压要求将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加之强推每周52小时工时制的后果,出现了企业接到订单却招不到工人、工厂无法开工的荒唐局面。监管又如何?在第21届总选中成为超级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正大量推出监管法案。本届政府期间由议员立法提出的监管法案超过3900件,是朴槿惠政府的3倍。全球企业正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忙于按新范式制定未来投资和增长战略,而韩国企业却被各种监管束缚得动弹不得。
政府不为民间创造能够扩大雇佣的条件,却催逼企业扩大岗位,这无异于拧企业的胳膊。即便企业勉强创造出岗位,也难以持续维持。企业眼下畏惧政府压力会增加青年招聘,但若无盈利,便会通过结构调整等悄悄裁减现有人员,属于拆下边石头垫上边石头的做法。
最理想的办法是营造让企业自发创造岗位的氛围。这从通过劳动灵活化政策促进就业的欧洲案例中可以清楚看到。德国在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时期推行哈茨改革,扩大了解雇限制法的适用除外范围,并取消了派遣期限限制。在安格拉·默克尔政府时期,还引入了“工时账户制”,可在工作量大时积累超时工时,日后作为休假使用。得益于这种灵活的劳动政策,德国的就业率从2003年的64.6%提高到2019年的76.7%,同期失业率从9.4%降至3.2%。荷兰也在1982至1994年吕德·吕贝尔斯政府时期达成了扩大非全时雇佣的劳资政协议,并通过冻结最低工资缓解劳动成本负担。维姆·科克政府(1994~2002年)废除了派遣事业许可制的适用对象,马克·吕特政府则实施了缩短失业津贴领取期限等灵活化政策。结果女性就业率上升、青年失业率下降,经济得以活跃。
当下产业现场正劲吹第四次产业革命之风。企业一旦应对稍有失误,就会立刻在全球舞台上被淘汰。此时政府应做的是完善法律和制度支持机制,帮助企业适应范式变化。政府若固守20世纪陈旧思维、坚持僵化的劳动政策,只会导致岗位萎缩。在拧企业胳膊之前,应先着手放宽监管和劳动市场灵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