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快速转向开展国际合作与太空应用的太空(Space)3.0体制,需要具备代表性、独立性、专业性的太空机构(专门负责太空的机构)。目前在太空相关国际社会中,韩国毫无存在感。”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教授卓民济17日在韩国航空宇宙学会于济州某酒店举办的“太空政策论坛”上指出:“如果不设立在规划、预算等方面具备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太空机构,其他国家会看不起我们。”他还批评称,过去参加国际宇宙大会时,韩国的太空机构究竟是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还是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并不明确。
他表示:“我国已越过以天文研究为主的太空1.0体制,正处于以增强军事力量和提振国民自豪感为主的太空2.0体制末期”,“如今需要转向民间主导的国际合作。到了应新设跨部门太空机构的时候”。目前太空事务由科技部巨大公共研究政策官室的巨大公共研究政策科(5人)和太空技术科(4人)负责,但地位较低,加之频繁轮岗,不适合筹备太空3.0体制。他还称,以现行体制难以奢望像美国那样加速商业化的太空4.0体制。
卓教授建议:“不应只把太空视为研究开发(R&D)对象,而应把范式转向赚钱”,“像美国等海外国家那样,按领域为企业保障人工费和利润并签订采购合同较为可取”。即营造促进民营企业商业活动的环境,而航宇研究院则应推进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载人航天飞行等先行研究。他表示:“太空商业化呈现美国、欧洲领先,日本、俄罗斯、印度紧随其后的格局”,“若现行体制延续,担忧会丧失发展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的机会”。他指出,以现有体制难以开展面向太空探测与资源开发的国际合作,在卫星和运载火箭方面缺乏全球市场竞争力,企业则依赖国家研发项目。
他指出:“科技部和航宇研究院近期通过发射‘世界’号(韩国型运载火箭)提升了国民自豪感,但未能迈向国际合作与商业化”,“缺乏长期愿景,做某个项目时无法制定下一步计划”。他接着表示:“科技部存在领导力局限,商业化战略流于表面。航宇研究院没有自主权,只能谨小慎微。它们都不太清楚在太空领域如何开展国际合作。”
韩国航空宇宙学会会长方孝忠在会上强调:“现在正是需要积极研究综合推进体系的时候,从以既有开发项目为中心的太空开发,转向以全球标准视角涵盖太空开发整体战略与愿景。”建国大学航空宇宙工学系教授李昌镇建议:“我国太空开发以近期‘世界’号发射为契机,已超越停留于研发的阶段。在国防太空开发启动的明年之后,预计各太空开发计划之间会出现利益冲突”,“太空开发专门机构应具备协调利益乃至专注产业发展的职能”。
忠南大学航空宇宙工学系教授许焕日担忧地表示:“现在是推进太空机构这类政府组织改编的最佳时机。在大选季,不仅太空专家,政府、国会、总统竞选人都应参与,认真进行综合讨论”,“若不设立统揽全政府的太空开发专门机构,很可能错失太空开发与商业化的绝佳机会”。Seoul Economic Daily高级记者高光本指出:“太空既是经济与国防的尖兵,也是基础设施,要同时抓住太空开发、增长动力、安全三只兔子,就需要太空专门机构”,“目前二十国集团(G20)中只有我国没有太空专门机构”。宇宙技术振兴协会会长宋景民期待地表示:“若现有治理体系能像海外那样得到改善,国内太空企业将能更积极地开展业务,积累自有技术并走向海外。”韩国推进工学会会长文熙章表示:“如果说过去国家太空政策集中于研发和太空产业领域,如今已具备向国防与外交安全领域延伸的环境”,“太空技术相关从业者应广泛主张设立统揽各部门的强有力太空指挥塔的必要性”。下任航空宇宙学会会长金钟岩表示:“设立太空专门机构时,应研究能否具备解决国内太空产业界技术难题、综合制定国际共同研究愿景与战略、并启动特别太空人才培养计划的体系。”
航空宇宙系统工学会会长黄真英表示:“为防止重复投资并高效利用资源,必须设立总统直属的常设组织”,“讨论太空开发治理改善时,不仅要讨论政府组织,还应一并讨论研究机构。航宇研究院目前隶属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应成为太空机构的直属机构”。韩国宇宙科学会会长崔基赫表示:“太空机构应兼具统筹协调各机构的职能,并建立能够克服研究职能分散于各领域的政府出资研究会体制的综合太空研究体制。”
国家宇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赵晃熙建议:“要从此前以研发为中心的太空开发转向太空商业化、安全等应用体制,必须凝聚未来太空开发的理念与目标方向”,“其次应考虑为切实推进这些目标所需的新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