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6 | 여론독자부

[海外专栏]美中关系,竞争还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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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就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所达成的共同协议无疑是向前迈进的积极举措,但就目前而言只是小小的第一步。这项协议出自两国已持续数年的对立关系之中,凸显出美国外交政策今后将面临的核心困境:美国究竟应把重点放在为解决全球紧迫课题而与中国合作上,还是放在与崛起为经济大国的北京展开竞争上。

正如尤里·弗里德曼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所指出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宣称,“世界各国的安全、繁荣与自由彼此紧密相连,这是21世纪的基本事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构建史无前例的全球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拜登明确表示将延续追求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既有政策。在贸易、科技以及对台关系的设定上,他已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前任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基调。在这两种对华政策路径中,聚焦竞争的后者,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与以改善和重建国际关系为重点的合作战略相冲突。在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人类共同问题不断膨胀的当下,聚焦与中国相互合作的路径才是我们在对华关系中应当采取的唯一道路。

前任政府根本不赋予进步主义者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任何意义,因此这两种路径之间并无冲突。对特朗普而言,重视开放贸易体系、与友邦结盟以及人权的外交政策,是让滥用它的其他国家单方面获益的错误路径。因此他全身心拥抱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追求这种狭隘的美国优先主义的过程中,华盛顿破坏了国际社会的规则与规范。以特朗普为首,包括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内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认为,国际制度、规则与价值会限制本国在想要的时候做想做的事。他们偏好由民族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主导的世界。换言之,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希望瓦解全球化和开放贸易体系、欧盟(EU),乃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

相反,拜登偏好追求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在上周与笔者进行的CNN访谈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提出了对华外交政策的目标:“拜登政府的目标是营造一种有利于美国以及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民主Woobang Construction和伙伴国家利益与价值的国际环境。”他接着解释,美国所追求的国际环境是“尊重《世界人权宣言》所明示的基本价值与规范、开放、公正而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在国际合作体的框架内得到维护的环境”。

但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同时追求合作与竞争这两个彼此冲突的目标究竟可能吗?现任沙利文印太地区事务首席顾问的库尔特·坎贝尔,在2019年与沙利文共同为外交专业杂志《外交事务》撰写的文章中强调,“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这篇很可能握有拜登对华政策钥匙的共同文章,主张在军事、政治与经济领域采取深思熟虑且慎重的路径。

然而,考虑到华盛顿两极化的政治环境,无论白宫主人是谁,都很难期待其对像对华关系这样极易引爆的议题采取具有深度细腻差别的成熟路径。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沙利文与坎贝尔在拒绝对冷战与当前状况作简单类比的同时,主张我们可以从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较量中汲取教训。沙利文与坎贝尔力陈,如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通过政府对科学、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实现美国的重建至为重要。他们还反复强调Woobang Construction的重要性。

在笔者看来,冷战的核心教训在于:美国并非因为推翻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亲苏政权、或支持了越南及中美洲的右翼独裁者而取得胜利。美国取胜的秘诀在于构建了保障和平、繁荣与自由的国际体系,并允许所有国家参与其中。如果美国外交政策取得的如此宝贵的成果,因试图对北京获取一时性、战术性利益的短视之举而被牺牲,那将是重大失策,也是历史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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